洛柏第一次亮相就展现了他的矛盾性，当疍家女孩小渔登岸捐款被日军铃木一郎刁难时，梁彦明和乔音婉上前理论都无济于事。就在僵持不下时，洛柏慢悠悠地走过来。
他亮出经济副局长的身份，用几句场面话缓解了紧张气氛，既没有正面挑战日军权威，又爲何贤争取了宝贵的周旋时间。
如果洛柏真心投靠日军，他完全可以冷眼旁观，甚至助力铃木一郎打压小渔，但他选择了介入，且方式极其微妙，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贯穿了洛柏的所有行动。
上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等东南亚重镇先后被日军攻陷，澳门成为东南亚仅存的“孤岛”。在饥饿与死亡的阴影之下，这个弹丸之地成为了各方势力的角力场。
国民党要员、文化人士、国际情报人员、黑帮、特务、汉奸云集于此，大量黄金、白银与外币也流入澳门，使这里成为东亚金融中心与国际贸易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洛柏这样的人有了生存和运作的空间。
作为澳门经济副局长，洛柏掌管着物资流通的关键环节；而作为八重天舞厅老板，他又能接触到三教九流，搜集各方情报。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各方势力都想争取的对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澳门航道，导致粮食短缺，城内饿殍遍野，当何贤等人千方百计运粮救灾时，洛柏手握港英渠道，能影响粮船运输路线。
然而他对汉奸黄公杰的威逼利诱并未全力配合，甚至在港口备案文件上做了假，上报“马六甲白糖”的虚假信息。这种看似中立的举动，客观上为抗日力量创造了活动空间。
在当时的澳门，粮食就是权力，洛柏没有公开支持何贤的运粮行动，但也没有为虎作伥，当黄公杰试图垄断粮食市场时，洛柏保持了距离。这种“不合作”态度，在日军严密控制的环境下已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八重天舞厅的联谊会事件最能体现洛柏的真实倾向，当晚，港澳商会齐聚一堂，乔音婉扮成小提琴手潜入会场传递情报。日军舰长井下发现端倪，逼她演奏辱华歌曲。
乔音婉宁死不从，何贤上前阻拦，却被井下的随从拔枪对准，生死关头，洛柏站出来挡在何贤和乔音婉身前。
他以舞厅老板的身份打圆场，用流利的日语与井下周旋，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如果洛柏真心讨好日军，他完全有机会将何贤和乔音婉一网打尽，向泽荣作邀功，但他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冒着被怀疑的风险，保护了两位抗日志士。八重天作为他的地盘，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他引火烧身。
《风与潮》中洛柏的角色并非完全虚构，历史上，澳门在抗战期间确实出现了大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灰色人物。
剧中洛柏这个角色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卢绪章，这位真实的“红色资本家”曾长期以广大华行老板身份为掩护，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经济工作。
当何贤身边出现内鬼的传闻甚嚣尘上时，洛柏因港口备案造假而被列入怀疑名单，账房老吕能模仿何贤笔迹，柯正平团队里的报务员发报时会植入日军暗号，这些内鬼已经浮出水面。
但洛柏的嫌疑始终没有洗清，他既不跟日军一条心，也不明确加入何贤他们的阵营，在各方势力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让人质疑他的真实立场。
当何贤面对日军特务的审问，他只平静地回答：“何贤诸事无违本分，对得起良心。”从家训的“信”到面对侵略者的“刚”，搭建起何贤从继承家族责任“为人子”的孝顺，到肩负澳门一方安危的“话事人”的转变。
而洛柏缺少这样的家族根基和道德底线，他的行为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非坚定的信仰。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总是显得谨慎而有限。
洛柏这个角色展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性，他既不是完美的英雄，也不是十足的恶人，而是一个在乱世中努力寻找平衡点的普通人。他的每一次选择，都让观众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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