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中国革命的列车驶入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岔路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在表面繁荣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尤其在“中山舰事件”的余波中，华南政治格局动荡不安，复杂局势如一团乱麻。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急切地希望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掌控力。为此，一个名为共产国际远东局（FEB）的新机构在上海应运而生，试图就近指挥这场风云变幻的变革。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新机构，在对中国革命最核心的“北伐”问题上，与莫斯科派驻在华的首席代表鲍罗廷之间，产生了白热化的路线冲突。这场争论不仅关乎策略，更触及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
莫斯科的摇摆舞步
早在1925年岁末，随着郭松龄倒戈失败、冯玉祥下野等北方军事变局，莫斯科对中国局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他们认为，此时应采取“喘息”策略，暂时放缓中国革命的节奏，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退却意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彼得罗夫等人提出的组建远东局的建议，在经历了最初的搁置之后，于1926年3月25日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同年6月18日，由俄国、中共、朝共、日共代表组成的远东局，正式在上海挂牌成立。
尽管远东局的使命是指导整个远东地区的革命工作，但显而易见，解决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成为了其首要任务。远东局甫一成立，便按照莫斯科“纠左”的指示，开始着手纠正中共党内的激进倾向。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之后，曾提出退出国民党、改行党外联盟的主张，以期实现独立政策。远东局则竭力劝阻，强调国共合作的不可动摇性。
在北伐问题上，远东局的立场同样谨慎。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不赞成立即北伐，这恰好与远东局部分成员，如维经斯基的观点不谋而合。
鲍罗廷的独断与远东局的困惑
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容等待。尽管莫斯科最初对北伐持保留态度，但北洋军阀的联合进攻，特别是吴佩孚部队长驱直入湖南，使得两广地区面临三面包围的严峻军事压力，北伐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与远东局的审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科驻华代表鲍罗廷对北伐的态度异常坚定。他深谙中国时局的复杂性，认为北伐不仅是必然的，更是中国革命继续推进的必要步骤。
在1926年8月16日与远东局代表的会议上，鲍罗廷提出了支持北伐的两个核心论断。他坚信，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在军事上必将取得胜利。同时，他还预言，蒋介石将在北伐的进程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国民党左派则将最终得势。
莫斯科对北伐的态度也经历了一番剧烈的挣扎。1926年4月1日和4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仍旧明确反对北伐，甚至对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关于北伐必要性的紧急电报予以严厉批评，认为他“有绕开指示的企图”。
然而，战场的态势变化迅速而猛烈。北伐军势如破竹，汉口等重要城市相继被攻克，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这种出乎意料的进展，使得莫斯科的判断开始动摇。1926年9月23日，斯大林甚至乐观地预言，“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面对北伐的节节胜利，莫斯科的政策也开始转向，逐渐倾向于支持鲍罗廷更为激进的主张。这使得远东局原有的谨慎策略，与莫斯科逐渐变化的立场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维经斯基的失算
随着北伐战事的推进，远东局内部对鲍罗廷的支持北伐策略，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维经斯基率领的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亲赴广州进行实地调查，试图评估鲍罗廷工作的实际效果。
调查结束后，远东局成员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所采取的策略，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鲍罗廷对中国实际情况存在“误解”，其激进做法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1926年9月18日至21日，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召开会议，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建议莫斯科“立即将英国人（鲍罗廷）召回”，以此纠正其在华的所谓“错误”路线。他们坚信，鲍罗廷的工作已经偏离了莫斯科的初衷。
然而，远东局的努力并未奏效。当莫斯科于1926年10月15日收到维经斯基等人要求召回鲍罗廷的信件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0月21日的会议上，明确否决了这一建议，强调“莫斯科支持鲍罗廷”的立场。
仅仅过了半个月，1926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不仅再次重申了对鲍罗廷策略的全面支持，更对远东局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的轻率态度”和“严重的和不能容忍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最终为远东局与鲍罗廷之间旷日持久的路线之争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远东局在华指导地位的削弱。
革命的转折点
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并未能弥合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相反，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日益加剧。1927年3月，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以南京蒋介石为首和以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宁汉分裂”对峙局面。
危机很快降临。1927年4月，南京国民党率先发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昔日的盟友，转眼间变成了挥舞屠刀的刽子手。
紧接着，在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也做出了“清党”的决定，史称“七一五事变”。他们解聘了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并彻底驱逐了共产党人，国共合作至此全面破裂，共产党人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政策，中共中央在绝境中迅速调整了策略。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停止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毅然决定要挽救中国革命，走向独立武装反抗的道路。
中共中央初期曾计划集合在江西的力量，包括叶挺、贺龙等部，南下广东，通过土地革命来恢复根据地，并伺机举行新的北伐。然而，在九江组织集结的过程中，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发现张发奎与汪精卫相互勾结，并开始迫害共产党人，这使得原定计划面临巨大风险。
鉴于情况的紧急与危迫，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调整了部署，决定在南昌实行暴动。7月下旬，中共中央指定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武装起义。
1927年7月25日，叶挺和贺龙指挥的第11军、第20军等部队开始秘密向南昌集中。到了7月27日，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抵达南昌，紧张有序地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最终，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统一领导下，南昌城内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
经过一夜激战，到了8月1日拂晓，起义部队成功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了5000余支(挺)枪和70余万发子弹，以及数门大炮，一举控制了南昌城。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的第25师部分部队，也从马回岭起义赶到南昌，与起义主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独立之路的黎明
回顾1926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在华政策的反复与内部的激烈冲突，无疑折射出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时，所存在的认知局限与权力博弈。最初的谨慎，到后来因形势所迫而转为乐观激进，鲍罗廷与远东局之间的争论，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
然而，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事变”，彻底打破了国共合作的一切幻想。这一连串的血腥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曾经的依附，到独立自主浴火重生的关键一步。
南昌起义，这划时代的“第一枪”，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正式开始，更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它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历史也最终证明，在严峻的挑战面前，独立自主才是革命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