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学家。
质疑事件
（一）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席卷而来，因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他临场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演说，对其作品进行了全面否定，并坦言：“它们应当全部焚毁，毫无保存价值。”同时，他对自己及全体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康生的指挥下，毛泽东予以了批示。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这篇震撼人心的文章，此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予以转载。此举立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郭沫若是站在焚书坑儒一边。尽管郭沫若在事后进行了一些解释，试图挽回局势，但仍有不少人对他的气节提出了质疑。
（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郭沫若亦未能幸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幸得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他才得以幸免于这场灾难。毛泽东曾多次对他进行批判，江青亦屡次对他指指点点。他的两个儿子郭民英与郭世英相继不幸离世。即便身处如此困境，他仍旧坚持创作，留下了不少诗文，对文化大革命大加赞颂。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76年5月12日创作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此行为，令他的政治人格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三）在郭沫若的诸多赞歌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那首颂扬江青的《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擅长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您英勇无畏，在文化战场上冲锋陷阵，使中国的舞台充满了工农兵英雄的豪情。”然而，正是这位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两次点名郭沫若，责令他起身承受羞辱，公然对他进行侮辱。
（四）1971年，郭沫若发表了其学术巨著《李白与杜甫》。考虑到毛泽东对李白诗歌的特殊喜爱，郭沫若对其先前评价进行了调整，不再将李白与杜甫并列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转而更加推崇李白，并对杜甫有所贬抑。此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与中国文人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的崇高传统相悖。
（五）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泽东相继挥毫泼墨，创作了两首诗作，针对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展开批判，并对他的历史观点提出反驳。即便身患重疾，郭沫若仍坚持不懈地执笔撰文，并向毛泽东回赠了两首诗篇。他不仅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彻底摒弃了过往的见解，而且心怀感激，立誓效忠毛泽东。然而，也有人指出他过于彰显了“御用诗人”的形象。
（六）郭沫若先生逝世后，依照其生前遗愿，其骨灰被均匀撒在了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上。这位文学巨擘挑选文革时期的农业先进地区作为长眠之地，这样的选择或许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冯友兰：哲学家
质疑事件
文革初期，我频遭批判之苦，幸亏毛主席提出了“给出路”的英明指示，我方得以摆脱困境，获得了解放。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我身为四人帮的写作团队“梁效”的顾问，不慎过分地迎合了江青，丢弃了自我学术的信仰与立场，违背了以往尊崇孔子的观点，心有戚戚然地撰写了一些批判孔子的文章。这引起了学界同仁的广泛质疑。
梁漱溟先生，比冯友兰先生年长两岁，与冯先生之间既有师徒之谊，又有朋友之情的深厚关系，其评价颇具代表性。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他批判孔子却迎合江青，我则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这充分体现了诤友的风范。进入晚年，梁漱溟先生谈及冯友兰先生时，不禁以幽默的口吻说道：冯先生在行事上并非全然依循个人信念，他颇为重视分寸，既不盲目随波逐流，亦非全无原则，仿佛带有一丝玩世不恭的态度。
1985年，恰逢冯友兰先生九十华诞，一场家宴盛情款待亲朋好友。然而，梁某却坚定地拒绝了邀请，并在回信中坦诚地解释了缘由：“昔日我曾对其献媚，因此不愿参与寿宴。”令人敬佩的是，冯先生在收到这封信后，并未流露出一丝不悦，反而对这种直言不讳的勇气表示赞赏。此后，冯先生不止一次地对当年的不当言论进行深刻反思，承认自己那些批判林彪、孔子的文章“充满哗众取宠之心，实非出自真诚，而是虚伪之作”。这种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充分彰显了冯友兰先生知错能改、勇往直前的崇高品格。
劫夫：著名作曲家
质疑事件
（一）于“文革”初期，他倾心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每一首诗词编配旋律，创新性地创作了众多所谓的“语录歌”。这些作品旋即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红歌”，也使他得以在江青等人的庇护下，被视为恪守革命文艺路线的音乐才子。
（二）张洛夫妇与黄永胜、项怀芳夫妇之间情感深厚，交往频繁。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介入叶群为其女儿挑选夫婿的行列，并荣幸地受到了林彪的亲自接见。归家之后，劫夫夫妇迅速向林彪寄去一封洋溢着感激之情的信件，表达了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无限忠诚”。到了1970年，他们更是主动为林彪的《重上井冈山》谱写曲调，这一行为赢得了黄永胜、叶群等人的一致好评。
（三）随着1971年九月的尾声悄然降临，劫夫通过秘密收听蒙古电台的广播，得知我国一架飞机在蒙古领土上不幸坠毁的消息。国庆“十一”佳节来临之际，他注意到北京并未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由此推断毛泽东主席可能身患重疾，林彪已成功击败江青集团，顺利执掌了权力。于是，他萌生创作一首歌颂林彪接班的歌曲的念头，定名为《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劫夫因被指控“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遭到拘禁；1976年12月17日，他在“学习班”中不幸因心脏病发作离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对于劫夫所犯下的重大错误已作出明确承认，但对其个人评价仍维持着一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同时，他的部分作品也得以逐步解禁。尽管如此，劫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旧成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公众人物。
杨荣国：思想史专家、历史学家
质疑事件
》一文。《论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该作品赢得了毛泽东的青睐，他赞誉道：“此篇佳作”。
继此之后，杨荣国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批林批孔”学派的重要代表。在江青等人发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他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客观而言，“反孔”一直是杨荣国的学术立场。本文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服从政治”的方针指导下创作的，因此不宜对其过于苛责。
然而，学界对文章的质疑集中在它逾越了学术的基本底线，丢弃了最根本的道德良知。正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与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一文中所述：南子以其卓越的容貌而闻名，孔子对她抱有非同寻常的意图，故特意前往拜访。由此，我们得以一窥孔子所标榜的品德与道德，进而洞悉其真实性格。事实上，孔子并非世人想象中的那般正派。这样的表述，几乎等同于对孔子的个人攻击。
在江青等一众人物假借反对“走后门”之名，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周总理等资深领导之时，杨荣国却在批孔巡回报告中背离了历史学家的本分，竟然对“子见南子”这一章节进行扭曲解读，宣称孔子“意图赴卫国担任官职，以图内部势力支持”。更进一步，他主观臆断“孔子试图借助南子，在卫君面前美言数语，意图在卫国获得权力，攀升至显赫地位”。
因此，众多行业内的学者普遍坚信，杨荣国非但非被“四人帮”单方面利用，反而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主动性，他积极投身其中，彻底违背了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准则。
周一良：著名历史学家
质疑事件
“过去数十年我远离革命，此刻绝不能再错过机会，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与考验。”他也是较早加入造反组织的学者之一，成为造反学者中的佼佼者。
（二）周一良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不久便加入了那个声名狼藉的“梁效”写作团队。他怀揣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坚定信念，全心全意地为组织效力，接连创作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对于能够“服务于革命路线”，他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自“四人帮”被摧毁以来，他面临着来自组织的审查以及学术界的批评。在双重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坦承，自己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盛行的儒法之争”，……从客观立场来看，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四人帮”反动舆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他极力为自己辩白，声称“我自认为是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绵薄之力”，随后以轻蔑的语气自嘲道“毕竟我是个书生”，同时又以“我的调派至梁效是由组织决定，非我主动申请，因此无从谈及经验与教训”的说法为自己开脱。
遗憾的是，缺乏了深刻的自我审视。此点与同样身为北大教授、却同样深陷“梁效”风波的冯友兰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一良先生将周称为“一个老朋友”，并对周的指责斥以“无耻之尤”，这在许多人看来，并未过分。
袁水拍：诗人
质疑事件
有的获得了重用，有的则被边缘化；有的职位有所上升，有的却遭遇了贬谪之苦。
袁水拍不仅重返公众视野，更在1976年晋升为文化部副部长。有人揣测，这或许得益于江青对他批判《武训传》时的认可，因而主动将他收为己用。然而，更多人倾向于认为，这背后是袁水拍的谄媚与迎合，甚至有传闻称，他私底下被人戏称为“袁会拍”。
“袁水拍昔日曾试图迎合‘四人帮’以谋取官位，但事与愿违，最终遭受了众人的指责。面对指责，他常常辩解称：这一切皆因妻子期望他步入仕途，他无奈妥协，于是便降低了自己的抱负，顺应了妻子的愿望。”
穆旦在致巴金的信中言道：“听闻袁水拍正遭受批判，缘由在于其身为文化部副部长。恐怕是受到了‘四人帮’的牵连，实属遗憾。”诗人曾卓亦有所感慨。“在‘文革’的风雨之中，袁水拍荣膺文化部副部长之职，却对徐迟等昔日老友不闻不问，孤独与寂寥最终伴随他走完了一生。”
袁水拍心怀愧疚，对往昔故交深感自责，颜面尽失。他闭门不出，悔意与苦楚交织，心情沉重，压抑不已，直至1982年，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浩然：作家
质疑事件
“八亿民众，八出戏；中国作家，一支笔。”而这支笔所指向的，正是浩然其人。纵然在文革期间，对于浩然的作品，诸多人士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创作过于贴近政治意识，鲜明地烙下了文革的痕迹，被视作“奉命文学”的典范，但浩然本人对这一指责却持有无比坚定的信念。
1998年，他坦诚地表示：“时至今日，我对过去的创作毫无懊悔之情，反而充满了自豪。我坚信，在那段‘文革’的特殊时期，我对社会、对人民贡献了积极的力量。”每当我回望《金光大道》这部影片，每当我看到高大泉伸出援手，救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我的眼眶依旧会湿润。有评论家指出，高大泉这一形象堪称“高、大、全”的典范，我深以为然，这一论断不仅丰富了作品的主题深度。”他被誉为“缔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一项亘古未有的壮举”。
他的言辞引发了关于“奇迹”的激烈辩论。批评者纷纷指出，浩然所谓的“奇迹”实则充斥着夸大其词、自我吹嘘的成分。然而，也有人为浩然鸣不平，认为其文革时期的作品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关于他的《金光大道》，几乎无人给予正面的评价。
（二）在“文革”初期，浩然身兼北京市文联文革负责人一职。就在著名作家老舍不幸自尽的前夕，浩然亲自将遭受中学红卫兵暴力殴打，身体多处受伤的老舍护送至派出所。浩然本人声称，其初衷是为了保护老舍。然而，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他应当对此事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未曾主动攀附权势，未曾利用江青的影响力谋取私利，若真有此心，实则易如反掌。我未曾向江青递交过效忠信，未曾主动求见，一切均为被动接受江青所交付的任务。”
很多人不认同他的自我表白。
殷承宗：钢琴家
质疑事件
（一）在那个充满激情的1967年，他毅然将一架钢琴安置于天安门广场中央，接连三个下午，悠扬的革命乐曲在广场上回荡。此举赢得了江青同志的肯定与高度评价。
（二）殷承宗精心打造了《红灯记》的钢琴伴唱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这两部作品成功跻身“准”样板戏的殿堂。他的创新实践恰好引起了政治抱负勃勃的江青的青睐。江青亲自将他的名字更改为殷诚忠，因而备受瞩目，不仅荣升为中央乐团的首席钢琴演奏家，更担任了中央乐团的团长之职。1975年，他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他曾一度名列“四人帮”的名单之中，被考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一职。
文革落幕之际，殷承宗不幸成为了牵连的对象，直至1980年，他方才结束了那段漫长的隔离与审查。面对有人对他文革期间所谓“错误”的质疑，众多人士纷纷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实则是对其“钢琴生涯”的一种保护性妥协。
自1983年踏上这片美利坚的土地，我的名字逐渐在国内外传扬开来，我亦逐渐蜕变为一位享誉四海的钢琴大师。
邵宇：知名画家
质疑事件
邵宇，作为文革前美术界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在1974年，一场名为“黑画事件”的风波迅速蔓延，波及了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在这场风波中，黄永玉的知名猫头鹰画作被置于黑画名单的顶端。
黄永玉在其后撰写的文章中披露，他所创作的即兴画作，实则曾被邵宇赠予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亲信。1973年11月23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了关于黑画的问题，并发表了内容详实的“揭发”言论。在这其中，首先被明确指认的罪证，便是他于画家宋文治的册页上创作的《猫头鹰》一幅（颇具趣味的是，邵宇并未提及他先前在自己家中所赠予的那幅画作）。
邵宇的这一行动无疑点燃了四人帮对攻击周恩来总理的狂热想象，并为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切入点。自此，四人帮便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针对“黑画”的追查运动。1974年2月15日，一场以“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批判林彪、孔子的活动”为名，专门针对“黑画”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成为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身为该事件的中心受难者，黄永玉所提出的疑问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可信度不容小觑。然而，邵宇对此似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且积极的回应。因此，为了揭示真相和细节的真相，我们仍需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进一步的澄清。
娄师白，乃齐白石门下高徒，被誉为国画界的璀璨明珠，享誉中外。
质疑事件
齐白石先生的孙子齐展仪透露，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之际，娄师白曾带领“批齐战斗队”抵达位于跨车胡同13号的齐白石故居。在那里，他们公然将齐白石老人精心刻制的印章，于水泥地面上磨去，以此昭告世人他们与齐白石先生断绝关系的决心。
“恰似娄师白，虽在齐先生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他却最终对白石老人的艺术进行了深入批判。”
随后的时日，众人纷纷以“娄批白”称呼他。这一别称的诞生，源于他曾经公然对师长进行批判，由此与齐白石的后人结下了难以弥合的恩怨。据目击者证实，他们曾在齐白石先生的住所见到批判齐白石的大字报，上面署名正是“娄批白”。
娄师白，一位备受尊敬的国画大师……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他被迫更名为“娄批白”，并不得不公开声明与恩师决裂。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他毅然恢复了原名“师白”。娄师白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于是将出版方告上法庭。一审的判决结果，公正地支持了娄师白的诉讼要求。
中华书局依照法律程序提起了上诉。在二审法院的不懈调解努力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和解。对于《齐白石辞典》对娄师白先生造成的损害，中华书局表示深深的歉意；并郑重承诺，将重新印刷经娄师白先生严格审核的5000册《齐白石辞典》。
质疑之声认为，此判决尚不足以完全恢复娄师白的名誉。毕竟，关于娄师白是否曾在批判性大字报上署名“娄师白”并明确与齐白石断绝关系的疑问，至今仍未有确凿的定论。
不久之后，齐白石的子孙及其继任者庄严声明：正式割断齐白石与娄“师白”之间的师生关联。同时，娄“师白”亦被从齐白石嫡传弟子及齐派艺术传承者的序列中排除。
娄师白与齐白石的师生情谊，其后人能否化解，暂且不论。但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恐怕永远都无法完全揭晓。
杨春霞：京剧名角
质疑事件
文革时期，凭借在样板戏《杜鹃山》中饰演柯湘一角而名声大噪，深受江青等权贵赏识。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四人帮”规划的权力名单之上，被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文化部部长的重任。她与“四人帮”的紧密联系，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社会上流言四起。1976年11月，杨春霞被送入“学习班”，接受了隔离审查。然而，到了1979年，她终于重返舞台，重新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金敬迈：作家，《欧阳海之歌》作者。
质疑事件
1965年问世的杰作《欧阳海之歌》紧贴时代节拍，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追捧，迅速攀升为畅销之选。其发行量高达3000万册，作者金敬迈也因此名声大噪。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他凭借种种机缘，从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一跃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的掌门人，这一职位堪比文化部部长。
金敬迈在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四个多月，但世事变幻莫测。他不幸被指控涉嫌“持有针对江青的黑材料”和“图谋绑架毛主席”两项重罪，因而身陷囹圄，度过了长达七年有余的牢狱生涯。直到1974年，他才重获新生，重见天日。到了1978年，他的名誉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
文革落幕之际，公众对《欧阳海之歌》的评价及其在权力巅峰短暂停留的短短一百二十三天，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之声。但最终，人们选择原谅他的，正是他此后长达两千六百八十四天的囚禁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