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着重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14世纪中期，黑死病横扫欧亚大陆。许多家庭遭到灭顶之灾，人们转向宗教寻求答案。白莲教起义和各地反元武装的出现，撼动了自1234年以来统治中国北方，又从1279年开始统治中国南方的元朝。这场漫长而复杂的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是白手起家的朱元璋。1328年，朱元璋出生在长江以北贫困的淮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344年，他的家人几乎都死于瘟疫。他做过云游僧人，托钵化缘，后来加入了多为白莲教徒的红巾军。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也是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吸引了许多谋士。1368年，他力克群雄，结束元朝统治，并登基称帝，国号大明。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
[美] 施珊珊 著
康海源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朱元璋年号洪武，因此他有时被称为“洪武皇帝”，但人们通常按其庙号称其为“明太祖”。他的权威始于军事力量，但为了巩固统治，他创造了一套治理国家的制度框架和一套促使民众臣服的意识形态框架。而且，他对中国的设想远远超出了军事控制的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比任何其他中国统治者都更像一个社会工程师，计划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农业社会，以摆脱他成长过程中遭遇的贫困、阶级冲突和混乱。明太祖理想中的社会是由和睦村落中的小规模农田组成的：在那里，顺从的男女辛勤耕织，养活老小，并缴纳赋税，既不为市场销售而从事生产，也不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工作。
按照长期以来的先例，明太祖建立了一套覆盖首都南京到各县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支配着帝国的资源供明太祖处置。士人被招纳并授以官职，然后又被委以具体事务，管理拥有约8000万臣民和约39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帝国。赋税以钱粮布匹的形式流入都城。各种各样的文书也是如此，包括关于上述各种主题及各类内容的官方奏报，上级官员对下属的考语，对贪官污吏的弹劾，士人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只是奉承皇帝以谋求官职的奏疏，地方请求赈济的请愿书，等等。各县将方物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修筑南京新城墙的工匠和所用的砖石都被集中起来；在都城之外，帝国将人们迁徙到未开垦的土地上并登记造册，为其分配不同的地方和职业，并将民众组织成不同的团体负责维持治安、教化、征税和劳役；帝国的各路神灵也被上报、分类，祭祀活动被规范化，各级政府的仪制也被定下。
政府用大量纸质档案来管理所有的这些人、物产和文本，将每个人分配到适当的位置。对帝国的物产和民众进行征集、分类、排序和展示的能力，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文本上，都彰显并强化了朝廷的至高权威和都城的神圣中心地位。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将这种以都城为中心的对世界的理解称为“定位”（locative）模式的宇宙观。明朝的国家，尤其是其建立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官僚机构及其意识形态机制都听从皇帝的指挥。社会各阶层都受到国家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国家的角度理解自己。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文本和物产从地方传到朝廷再传回地方这一过程中，双方都需要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交流。男子参加科举需要亮明自己的资格；准确的报告对于管理物资和民众至关重要；布匹和砖块只有通过地方合作才能获得。即使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政府基本职能——征税和防止叛乱，也需要向社会做出妥协。尽管历史学家很难察觉，但在帝国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地人和中间人，是出于复杂动机和对自身的理解行事的。
统治者居于中心，但他并非无所不能。许多关于明代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中央。明初的历史已经被讲述成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通过重塑中央政府，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其庞大帝国的每一个村落建立新的社会机构；实施海禁，因此也排除了创新因素的影响；并实行重典统治，倡导以农立国，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辅弼刑治的“教化”措施。明太祖不仅被称为专制者，甚至被称为极权者。他对国家和社会施加意志的权力，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公理，经常被用来解释后来的现象。例如，明太祖死后246年，明朝灭亡，这被归咎于他废除了宰相之位，使士大夫失去了一个合法的首席代言人。当然，从南京的中华门这个可以容纳约3000名士兵的巨大砖石结构藏兵洞来看，明太祖的权力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家的艰巨任务是公正地评估明太祖权力的范围和性质，认识到他可能在某些领域拥有巨大的权力，而在其他领域则没有什么权力。
最迟在1500年，明太祖的社会构想就已经失败了。但是，我们无须把目光投向晚明，也能看到明太祖塑造和控制社会的力量是有限的。他的自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明初时代。尽管他严厉地打击贪赃枉法行为，但官吏们经常参与小贪小腐——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传统制度顽藤上的“苦瓜”，这种现象即使在明太祖的严厉统治下也能蔓延并重新扎根。皇帝发现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在违逆他的意志。他多次建立起乡村治理系统，但都不起作用；他一再发现负责执行命令的人违背他的旨意，因而不得不将其撤换。在其统治中期，明太祖刊布了一系列《御制大诰》，其中写道：“朕竭心力，不能化聪愚之不善。奈何！且如立一法，去奸去弊，必欲保全臣民。……久之，终未见成效。呜呼！艰矣哉！”
最终，明太祖不仅没能掌控中国经济这个推动近代世界早期发展的引擎，不仅在自己的时代面临着剧烈的反抗，他甚至不能单方面控制统治的制度或意识形态框架。朱元璋即皇帝位时，声称得到了“天命”——因为德行而获得上天的认可。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不同，不能宣称自己是万世一系的至高神后裔。事实上，朱元璋的庙号“太祖”，恰恰表明他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王朝，而且众所周知，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统治者无论是通过战争、政变还是合法继承获得权力，都是天命所归。“天”有时被理解为不具备具体人格的宇宙运行规则，有时则被理解为有意识地干涉俗世的高高在上的神明。皇帝的职责之一是祭祀天。统治者举行恰当的仪式，保障人民的生活，与仁智的臣僚商讨国政，践行个人的美德，并认可他人的美德，上天就会确保宇宙万物的秩序顺利运行，统治王朝也就具备了合法性。但如果统治者没有尽其责任，天命就会转移，帮助下一个王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与欧洲的“君权神授”论不同，“天命”说制约和考察君主对权力的行使。
明太祖接受了这套天命理论。他十分虔敬，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角色。晚年，他给自己的子孙写了家训，期望他们也能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但天命观没能让明朝统治者践行这些作为个人或统治者的高标准美德，就像与明太祖同时代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和理查二世未能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诲一样。但是，既然天命观要求统治者获得百姓的顺从及士人的支持，那就意味着明朝统治的维系，仰赖于臣民认定自己是这个建立在古老大地上的新政权的一部分。尽管明太祖在一些方面开创了先例，但他的统治从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
不过这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老百姓没有权利判定皇帝是否做得很好，这个判定的权力，在于上天。确立汉代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主要理论家董仲舒写道：“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如果君主为政举措不当，就会出现灾异，比如“妖孽”降世和出现彗星。几次失策不至于破坏统治者的道德权威，但是统治者或其官员的腐败无能会。每一次严重的叛乱或自然灾害都会带来一种可能性：统治者犯了错误，上天已经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政权即将易手。当然，统治者可能会推卸责任。1455年，太祖的玄孙景泰帝在祭告泰山时就说道：
然因咎致灾，固朕躬罔避，而转殃为福，实神职当专。夫有咎无功，过将惟一，而转殃为福，功孰与钧。
“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的，这三者都被理解为物理和精神的双重存在。人间的异变可能由天上或地上的灾异引起、反映或预示。有些人认为这种联系是有意识的：“天”和“地”通过制造异象，有目的地向人类传递信息。另一些人认为，这些异象就像宇宙的正常产物和过程一样，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自然共振的结果。阳气和阴气这两种宇宙中平等而相对的力量，结合起来创造了寻常的植物、动物和人类，也产生了奇怪的现象。用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话说就是，异象是“惊人的、不寻常的、带有深刻意义的，但……这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像彗星或地震这样的预兆，或者“妖孽”的诞生，是警告信号，表明有人正在遭受巨大的不公，官府没有保护普通百姓，统治者不听谏言，甚至统治者是彻头彻尾的昏君。改编自民间传说的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就是上天回应人间的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这个故事讲述了年轻的寡妇窦娥被冤枉毒害了无赖张孛老。这个无赖和他的儿子一度胁迫窦娥和她的婆婆嫁给父子二人。窦娥为了让她的婆婆免受酷刑折磨，含冤招供。在她被砍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天空下起了大雪，昭示着冤情，并在该县降以三年的大旱，以示惩戒。昭预兆的解读没有定式，有的时候，夏天下雪也可能意味着有人正在谋划叛乱。另一方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麒麟、甘露、稻生双穗等吉兆的出现，都预示着德政下的繁荣。“天”“地”“人”是紧密相连的，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统治者。异象都是有意义的信息，预示着天命的合法保留或即将转移。
生活可以独立于中央政府而存在，意义也可以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被创造。为了与地方有效互动并保证自身仍是天命所归，中央必须考虑到这些地方性的框架。明帝国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还是由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交流互动，由黎民百姓的努力和贡献交织而成的。这些交流互动的内容包括粮食和其他物产，体力和脑力劳动，荣誉的标志和象征，以及表达对世界和其中个人所处位置之理解的文本。
所以，1372年的一个吉日，一份奇特的礼物来到了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