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心中，陈昌浩被视为张国焘的忠实拥趸。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亦将此形象深入人心。
事实上，陈昌浩对张国焘并非始终给予全力支持，亦非在所有议题上都对其表示赞同。在长征的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发声，对张国焘所持的错误路线提出反对；而在鄂豫皖以及川陕两地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众多关键军事决策中，陈昌浩均站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立场上，对张国焘的观点表示异议。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陈、张两位革命先辈的关系尤为引人瞩目。他们携手并肩，共克时艰，为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1930年11月，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之下，陈昌浩圆满结束了他在莫斯科的三年留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十二月，陈昌浩出席了共青团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荣膺团中央委员一职，同时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的常委。
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该机构直接向中央政治局负责，其职能地位超越各省级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行使权力。
最初，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是沈泽民。然而，不久之后，资历深厚的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张国焘接任此职，沈泽民则转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刚归国的陈昌浩亦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从而开启了与张国焘之间错综复杂的共事历程。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同志甫抵鄂豫皖苏区，即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在会上，他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在鄂豫皖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并决定撤销原有的鄂豫皖边区特委。
中央分局由张国焘等11位正式委员以及甘元景等15位候补委员共同构成。其中，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构成了中央分局的常务委员会，张国焘担任常委会的书记一职。
在本次会议中，对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张国焘同志被任命为军委主席，而曾中生同志和邝继勋同志则担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同志被选为委员。此外，陈昌浩同志还同时兼任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一职。
自此，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架构经历了变革，原先由原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主导的体制，转变为以张国焘为领导核心，沈泽民、陈昌浩等成为主要骨干成员的新领导体系。
1931年七月，张国焘作出决定，剥夺了邝继勋在红四军军长的职位，并由徐向前接任此要职。
9月中旬，张国焘作出了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的决定，此职位随后由陈昌浩接任。
在曾中生等人的南下主张与张国焘等人的东进策略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中，陈昌浩坚定地站在了张国焘的阵营。
陈昌浩接手红四军的政委职务后，便着手在部队内部展开“肃反”运动。徐向前负责军事指挥，而陈昌浩则全力主抓“肃反”工作。
陈昌浩将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拘捕，张国焘亲自主导审讯，并最终将二人处决，由此酿成了一系列冤案与错案。此事件被称作白雀园的“大肃反”。
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明确指出：
“白雀园的‘大肃反’堪称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为痛心的一页。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肃反行动，导致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遭受不幸，超过六七成的团级以上干部被捕或遇害，这对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削弱。”
在张国焘的引导下，陈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行动中，承担着无法回避的职责。
历经二十五个春秋，陈昌浩痛定思痛，对那段过往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结：
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所实施的“左”倾肃反政策，对鄂豫皖苏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那是一个炎热的1931年夏日，当红军的主力部队在皖西的白区展开行动之际，分局接到了敌人致12师师长许继慎的一封来信。信函传达了敌方的意图，要求立即将红军主力调回苏区。据此，分局迅速派遣我赶赴前线，着手执行这一指令，从而拉开了肃反斗争的序幕。
关于许继慎是否与敌方勾结，当时并无充足证据予以证实。去年（即1955年6月7日），总政治部保卫部致函于我，信中提及从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供述中，揭露了策动许继慎叛变的主谋。然而，策动他人叛变并不等同于许继慎有意通敌，这或许仅仅是敌人设下的离间计，意图借刀杀人。。”
自然，其中确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存在，然而他们终究只是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实则无辜蒙冤。
“‘左’倾的肃反运动对众多革命干部造成了严重伤害，导致军队和地方工作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亦是鄂豫皖根据地未能稳固持久的一个关键因素。”
张国焘
张国焘力图将责任撇清，宣称：“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状况，深感可能由此引发严重弊端，遂立刻采取措施加以遏制。我身为军委会主席，首先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逮捕并审讯人员。”“严禁刑讯逼供。”（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年，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第105页。）歪曲历史事实。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的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总指挥，陈昌浩同志则担任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陈昌浩虽在政治立场上与张国焘步调一致，然而两人之间仍存有细微的差别。陈昌浩以勇猛著称，在黄安战役中，他更是亲临前线，乘坐缴获的敌方飞机。“列宁号”（红军命名）黄安上空投弹传宣。
徐向前回忆录中言：
“这架飞机，是红军所拥有的首架，陈昌浩曾驾驭它穿梭于白色恐怖区，抵达皖西根据地。彼时，他年仅27岁，行事果断，足智多谋。鉴于对驾驶员信任度不高，他在白区降落时，携带手枪，手持手榴弹，以此强迫对方服从命令。”
历经黄安、商潢两战，陈昌浩与徐向前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信任，军事上对徐向前的决策给予了坚定支持。面对陈昌浩的坚定立场，原本持反对态度的张国焘也只得顺应时势，赞同了徐向前的提议。
在苏家埠战役中，我军挺进皖西之际，面对敌援军的突然赶到，红四方面军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退路已被封锁，唯有背水一战，方能破解困局。张国焘对战斗心生畏惧，不愿迎战，而徐向前则坚定地表示，必须坚决战斗到底。
此刻，陈昌浩力挺徐向前的主张，最终张国焘亦不得不认同，同意出兵。
在关键的军事议题上，陈昌浩与徐向前的观点不谋而合，坚定地站在了徐向前的立场上。身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表现堪称称职。
徐向前
徐向前评价说：
陈昌浩同志展现出坚定的实干精神，为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贡献了显著力量。
入川战役中，陈昌浩因奋勇当先，冲锋陷阵，不幸身负重伤。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并在建国后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回忆道：
陈昌浩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共伐木柴薪，甚至同摔手榴弹，尽管其位置似乎不尽适宜。然而，鉴于红军初抵川陕之际，为了拓宽战局，指挥员亲赴前线所展现出的英勇无畏、冷静沉着、坚不可摧的英雄风范，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模范带头作用。
1932年十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经历第四次反“围剿”的挫败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在关乎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中，红军一度陷入极度险境，张国焘惊慌失措，遂提出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战。
徐向前断然抵制这种将被敌人逐渐蚕食的失策行径。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徐向前的立场上，并慷慨地承诺将亲自率领前卫部队，为突破重围开辟道路。
陈昌浩率领的前锋部队，历经巨大牺牲，终于突破重围，为红军的夜袭突围打开了通路。
在回顾漫川关突围的关键时刻，陈昌浩的贡献备受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的赞誉。即便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亦不得不对陈昌浩在此战中所立的功勋给予充分的认可。
12月中旬，位于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对张国焘家长制领导作风持有异议的干部，正密谋派遣代表前往中共中央，揭露张国焘所犯的错误。
张琴秋与陈昌浩同窗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她便积极寻求陈昌浩的助力。然而，陈昌浩坚信在当前紧迫时刻，赴上海寻找党中央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主张应从内部着手。于是，他即刻将此情况上报给了张国焘。
在众人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日益升温之际，陈昌浩的建议促使他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了一场红四方面军师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此次会议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矛盾，却暂时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使得部队得以团结一心，共同面对敌对势力。
然而，心怀怨恨的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确立后，对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同志痛下杀手，同时将张琴秋同志降职使用。
张琴秋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抵达川陕地区，随后逐步构建起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之初，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委员会主席，而陈昌浩与徐向前则出任副主席。
在红四方面军中，陈昌浩事实上已成为张国焘之下的核心第二号人物。
踏入四川之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内提出了与党中央现行总方针政策相悖的《入川纲领》，高举“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帜，意图摒弃苏维埃路线，放弃土地革命。
陈昌浩对《入川纲领》深感不悦，遂与徐向前一同挺身而出，公开发声对张国焘进行批判。出于对党的团结统一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深夜时分亲自前往张国焘的住所，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明确指出：
他们坚决不违背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尤其是红军在川北根基尚未牢固，面临诸多挑战，与田颂尧的冲突亦日益加剧之际，若张国焘固执己见，坚持其《入川纲领》，持续对苏维埃运动进行诋毁，必将引发“红四方面军内部的波动”，进而影响与田颂尧的战斗，对建设新的革命根据地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
此外，强调指出：一旦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要求更换领导人，张国焘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众怒难平，张国焘深感自己孤立无援，经过一番痛苦挣扎，权衡全局之后，他最终接受了众人的意见，表示愿意做出妥协。
陈昌浩在中共中央北上与张国焘南下之策之间，历经痛苦的抉择。
1935年五月，中央红军成功越过了金沙江，开启了北进的壮丽征程。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汇聚涪江流域，着力休整恢复，同时积极筹备粮食，扩充红军实力，为即将到来的战略会师做好了周密准备。
6月25日，中央领导人于懋功县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举行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在此重要时刻，毛泽东同志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亲自接见了张国焘同志，而陈昌浩同志也得以首次目睹毛泽东同志的风采。
归自两河口后，张国焘眼见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相较实力悬殊，野心勃勃，遂开始传播对中央的不满之音，并多次以重组军委及红军总司令部领导为条件进行威胁。
川陕省委亦秉承张国焘的遗志，向中央拍发电报，提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的职能，同时建议增设常务委员。
7月18日，陈昌浩向张国焘及徐向前分别发送电文，并同步呈送朱德总司令审阅。
当前形势紧迫，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全局性的决策，绝不可坐视事态进一步恶化。我坚信，唯有集中军事领导权，方能有效保障战胜敌人的可能。因此，我提出建议，仍由焘同志担任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出任总前敌指挥，而周副主席则兼任参谋长一职。在中央政治局明确重大方针之后，应赋予军委充分的自主权限，以便其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于1992年正式与读者见面，相关详细内容可查阅第89页。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飘洒的胜地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了捍卫整体利益，并保障张国焘顺利北上与红军主力会合，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辞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在会议的决议中，张国焘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并晋升为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而周恩来则被调整至中央常委一职，鉴于张国焘对工作尚在熟悉阶段，周恩来将在此期间给予必要的协助。
会议作出决定，陈昌浩同志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博古同志将执掌总政治部主任之职，李富春同志与红四方面军一位同志携手担任副主任，徐向前同志获命担任前敌司令部的司令，陈昌浩同志则被委以政治委员的重任。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周边的沙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深入研讨当前形势以及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针对组织问题的深入讨论中，与会人员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任命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同志则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与此同时，陈昌浩和周纯全同志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值得一提的是，陈昌浩同志被委以重任，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而周纯全同志则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朱德与张国焘携手领军，红军总司令部踏上征途；与此同时，右路军派出由叶剑英指挥的先头部队，他们经墨洼，跋涉草地，勇往直前，直指班佑与包座，为全军铺就前行之路。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战略方针及夏洮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与会者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等同志；此外，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同志也作为列席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
会议启幕，毛发言。
遵照中央关于打造川陕甘战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红军抵达夏河地区后，面临两条战略路径的抉择：一条是东向陕西进发，另一条则是西渡黄河，直指青海。个人观点认为，我军主力部队应采纳东进之策，向陕甘边界地带推进，而非西向黄河流域深入。
他提出，红军北上之后，应将洮河流域作为稳固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此地背靠辽阔的草原，川军难以轻易发起进攻。加之与青海毗邻的回族区域，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回族民众对我军抱有友好态度，不会构成敌意。若东进的道路遭遇阻碍，我们亦可将黄河以西地区作为战略退守的备选之地，这同样是一条明智的策略。
在毛泽东发表见解之后，陈昌浩随即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态度坚决，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毛泽东的言论，并强烈主张立即向北方进发，集结尽可能庞大的兵力，向东实施强有力的攻势，以确保贯彻中央既定的战略部署。
在会议进程中，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以及徐向前等同志亦纷纷发表见解。与会者们的观点与毛泽东的思想高度一致。这一情况让毛泽东深感喜悦，他在会上特地对陈昌浩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赞扬。
毛儿盖会议会址
毛儿盖会议对夏洮战役的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本的右路军定位为北进的攻坚主力。会议结束后，右路军踏上了征服广袤草原的艰巨征程。
为促成张国焘一同北上，毛泽东特地召集陈昌浩与徐向前，意图说服张国焘。于是，三人联名致信张国焘，阐明北上的必要理由。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亦多次致信张国焘，反复强调北上的合理性。
张国焘坚持南下。
9月8日，夜幕降临，22时整，张国焘悄然背弃了朱德，未经其同意，便以两人共同的名义，向徐向前与陈昌浩发出紧急电令，指示他们率领右路军做好南下的准备。
陈昌浩首先阅读了这封电报，随即与徐向前商讨其内容。事态已至此地步，陈昌浩与徐向前均处于两难之境。徐向前言道：
“鉴于问题的重大性，我们必须向中央汇报，你还是亲自走一趟为宜。”
陈昌浩表示赞同，遂立即携带电报，前往张闻天和博古的所在地。当晚，陈昌浩致电徐向前，告知其前往周恩来住所召开会议。然而，当时周恩来尚在病中，尚未康复，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起身。
会前，毛泽东早已草拟了一份指令张国焘遵循中央北进方针的电文。会议期间，该电文被宣读，随后征询了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明确表示赞同电文所述内容，并提出建议，应尽力确保左右两路军一同北上；若此方案不可行，不妨考虑转向南进。徐向前亦对中央的立场表示了支持。
会议结束后，中央特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等同志的名义，向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出紧急电报，竭力敦促他们北上行动。
9月9日午夜时分，张国焘再度向徐向前与陈昌浩发出电报，同时抄送中共中央，持续倡导其坚持南下的错误立场，并强烈抵制北上的主张。
此刻，陈昌浩在张国焘的强大压力下，违背了最初的意愿，转而赞同南下的决定。
徐向前对一、四方面军的频繁合并与分裂心生抵触，尤其对红四方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做法持坚决反对态度。因此，在无奈之下，他最终只得接受南下的决定。
陈昌浩便亲自跨上战马，急于向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汇报张国焘的电报内容，以及他本人与徐向前的共同见解。
陈昌浩归队后，面色不悦地告知徐向前，他在中央受到了一番严厉的批评。
9月11日凌晨，陈昌浩与徐向前刚从睡梦中醒来，便接到紧急报告，称叶剑英已神秘失踪，同时，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亦不翼而飞。这一消息令他们震惊不已。随后，前方部队的电话铃声响起，透露出中央红军已于夜幕低垂之际悄然撤离，且还擅自撤除了警戒哨。
有人不明情况来电咨询。
“中央红军已经离去，他们仍保持警惕。我们是否应该发起攻击？”
陈昌浩持电话询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岂有红军自相残杀之理，务必让他们服从指挥，绝不可相互攻击。
徐向前回忆称：
陈昌浩表现可圈可点，他当时全然赞同我的观点，并迅速作出回应，成功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身为政治委员，他握有最终决策之权。若他情绪波动，坚定意志要战斗，我实难加以阻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陈昌浩同志在维护团结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十月伊始，张国焘抵达卓木碉，随即加紧了其分裂党组织的行动。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主持了一场高级干部会议。他违背了朱德的劝诫与抵制，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公然宣读了所谓的“临时中央”成员名单，并自命为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在多数人赞同的表象下，他通过了相关决议。
更是对外宣称了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处分”，此举将他的反党行径推至了极致。
面对此情此景，徐向前与陈昌浩皆未料及，未及作出任何回应。
秉持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指导，陈昌浩与张国焘之间爆发了他们合作生涯中的首次公开争执。
步入1935年夏季，共产国际于莫斯科成功举办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确立了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指导原则，并对阻碍此方针实施的“左”倾封闭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
十二月，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历经艰辛，跋涉穿行于蒙古大沙漠，终于抵达陕北，成功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
林育英，作为共产国际的使者，致信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方针”。他提议，张国焘可设立西南局，以此作为与党中央直接联系、过渡性质的安排，为张国焘提供了一条退路，最终促成其同意北上。
听闻林育英传达的最新精神，陈昌浩倍感振奋。他毅然突破张国焘的阻挠，在政治部主办的《红色战场》与《红星》小报上，率先发布了这一重要信息以及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的辉煌胜利。
行进至北方之际，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之地与红二方面军成功会师。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设立西北局，张国焘担任书记一职，而任弼时则被任命为副书记。在此过程中，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其“第二中央”的称呼。
9月16日至18日，西北局于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旨在探讨行动策略。会议结束后，陈昌浩与朱德同志随即与张国焘同志就军事行动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陈昌浩与朱德观点相合，均倾向于北上静宁、会宁地域，旨在与一方面军汇合，进而与敌军展开决战。
张国焘的观点是，鉴于一方面军的主力无法向南方进军，若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大道区域作战，实属不利，因此他提出应西渡黄河，占据古浪与红城子地区，以便伺机支援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进而夺取宁夏，实现冬季与苏联连接的战略目标。
在本次会议中，陈昌浩与张国焘自共事以来，首次公开发声，明确表达了对张国焘的反对立场。他们的争论异常激烈，彼此僵持不下。在争执陷入僵局之际，双方一致同意将各自的见解上报至党中央。
然而，第三日，张国焘忽然宣布了他的辞职决定，并搬迁至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居住。当日的黄昏时分，张国焘再次派人传令，要求会议继续进行。
陈昌浩、朱德等西北局同仁紧急奔赴张国焘的寓所。会上，多数与会者赞同朱德、陈昌浩的见解，张国焘最终只得妥协，摒弃了自己的观点。
9月18日，朱德、张自忠、陈赓三位将领共同签署并发布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然而，张国焘却在会议结束后背信弃义，反对此次的北上决策，转而主张西进，并利用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权，对部队进行调动。
闻悉此事后，陈昌浩勃然大怒。他与朱德、刘伯承均力主北上，深信张国焘的决策误入歧途，坚信自己有权力撤销这一错误指令。陈昌浩随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之名义发布命令，左翼部队即刻停止西进，转入待命状态；右翼部队亦应暂停撤退。
在陈昌浩的命令指引下，张国焘于深夜三点多便赶到。他向陈昌浩陈述了以下三点：
陈昌浩无权改计划。
其次，下达的指令存在偏差，当前革命局势下，理应维持四方面军的完整。
第三，一旦会合，所有一切都将告终，我们被迫交出兵权，遭受党籍的剥夺，并接受军法处置。
张国焘痛哭失声。
陈昌浩坚决回应：
权力归属取决于是否符合中央的指示，然而，你所作出的抉择存在偏差；务必迅速集结，一旦汇合，自将找到解决之道。分裂对我国革命事业并无裨益。身为党员，我们应勇于承认错误，并向中央汇报，静待中央的处置。徒然哭泣于事无补。
张国焘目睹陈昌浩立场坚定，心知言语已无法改变其心意，遂转身离去。
陈昌浩误以为他已返家安寝，于是安排了次日前往漳县，向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报告详情。不料夜幕低垂，张国焘却突然急匆匆地抵达漳县。闻讯后，陈昌浩也迅速骑马疾驰而去。
夜幕低垂，张国焘急匆匆抵达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踏入大门，他即刻指示徐向前召集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一众将领，随后语气坚决地说道：“我已无力担任主席之职，便由昌浩接替吧！”他随即向众人阐述了自己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种种分歧。
这乃张国焘与陈昌浩同台共事以来所遭遇的首场激烈公开争执。鉴于张国焘尚背负着另立“中央”的沉重负担，情绪因此异常激动，甚至泪流满面地宣称陈昌浩对他持反对态度，“我已无力胜任主席之职，昌浩接替我吧”，“我已无法继续，将前往陕北准备接受监禁及开除党籍的命运。四方面军的事务，自当由中央交付昌浩全权处理”，进而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关联。
在众人的慰藉声中，张国焘逐渐恢复了平静，随后便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第四方面军若北进至静会地区，将直面西兰通道，与敌军决战不利。陕甘北部地区土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不利于大军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若将部队转移至河西兰州以北地区，形势将更为有利。”
从军事的视角来审视，普遍认为张国焘的观点并非全然无理。张国焘试图离间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阴谋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众人纷纷误以为陈昌浩此时存有取代张国焘的意图。鉴于此，众人即刻制定了一套备选行动计划。
抵达漳县之际，陈昌浩目睹众人皆对张国焘的提议表示赞同，深知自己势单力薄，难以逆转局势，于是便放弃了坚持原先立场。
9月21日，张国焘向朱德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坚决抵制静会战役的既定计划，并主张独立实施第二方案，同时要求朱德前往漳县进行商讨。
接获电报后，朱德随即向中共中央以及在陇南的二方面军将领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人发出回复，同时亦传达指令，要求参与岷州会议的西北局其他委员即刻赴漳县召开会议。
“岷州会议的决策系西北局全体成员共同商议而定，张国焘在会上明确表示遵从并签署了同意意见，那为何抵达漳县后态度却发生剧变？即便张国焘身为党的领导人，也应遵循会议决议来执行工作。”
指静会战役计划），难道他们都是错误的吗？
陈昌浩坚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我毫不犹豫地支持第一个计划。至于第二个计划——即张国焘同志提出的西进计划——由于未经过西北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应由国焘同志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在会议中，陈昌浩毫无保留地指出了张国焘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严重问题，他擅自更改了西北局的决定，并将个人意志置于党组织之上，犯下了令人瞩目的错误。
鉴于其已无任何条件限制地正常履行职务，且为表达对张国焘的不满，陈昌浩在本次会议上明确表态，自己将不再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鉴于众人都认为此刻黄河可渡，且此举能避开通往西兰大道上的胡宗南强敌决战，最终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
9月26日，中共中央向四方面军发出电报，明确表达坚决的反对立场。同时，中央军委亦向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毅等人发出电文，敦促他们率部北上。至9月27日，中央正式下达命令，严禁四方面军西渡。
此刻，张国焘接到西进先锋部队的战报，得知黄河彼岸已步入封山期，气候变得酷寒，不利于我军大规模作战，因此果断放弃了西进的战略，转而同意北上行动。
9月29日，四方面军总部发布指令，要求部队北进静、会地区执行任务。
1936年10月8日，我国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胜利会师。
延安批判张国焘，陈昌浩受牵连。
于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出台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宁夏战役计划》。紧随其后，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11月8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将河西部队更名为西路军，并设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由陈昌浩担任主席，徐向前出任副主席，自此开启了这段充满悲壮色彩的西征之旅。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交织，西路军最终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1937年3月14日，在甘肃石窝山南麓，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昌浩庄严宣布：
军政会决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及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领导人，将离队实施突围，返回陕北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与此同时，李先念、李卓然等人将接任指挥重任，负责指挥剩余部队进行突围行动。
1937年八月底，陈昌浩终于重返魂萦梦绕的延安。恰在他归来的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刚刚落下帷幕。原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傅钟均提前抵达延安，并参与了此次会议。遗憾的是，因健康原因及返归湖北故里，陈昌浩未能参与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
洛川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露锋芒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次会议标志着新的中央军委的成立，并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军委主席，成员阵容扩至11位，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以及林彪等杰出将领。
陈昌浩的旧日同袍徐向前亦赫然在列，荣膺中央军委的领导席位，且独树一帜，成为红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中的唯一代表。
陈昌浩于洛川之地，接连晤面了彭德怀、徐向前以及张国焘等与会于洛川会议的诸位要员。
西路军西征受挫，昔日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军事生涯亦随之画上了句点。在洛川会议期间，陈昌浩未能与会，加之中央军委成员的改组，他的政治命运从此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自此，陈昌浩卸下了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及红军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担。
尽管中央并未对因西路军之败而负有责任的陈昌浩进行惩处，然而，陈昌浩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八月底，陈昌浩被安置于延安的杨家岭窑洞之中，着手撰写西路军战败的反思。
经过一个月的辛勤耕耘，他陆续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及《第二次报告书》的撰写。
在《报告》中，陈昌浩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指令进行渡河作战的议题，提出了三条与史实不符的错误观点：
首先，“尽管我们依照总部命令率三个军渡河，但这一行动显然违背了军委的初衷。国焘同志下令三个军，甚至全部部队渡河，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撤退策略，而非对宁夏战役计划的忠实执行……”
第二，我们当时同意三军渡河的举措，表面上看是出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考量……然而，实质上，这一决定违背了军委的既定意图，对宁夏战役计划进行了误解和曲解，实则成为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执行者……
第三，他甚至断言“涉水过河之举本身亦属不当”，诸如此类。
显而易见，陈昌浩的言论全然谬误。实际上，我军渡河作战主要遵循的是中央军委颁布的《宁夏战役计划》与《十月份作战纲领》，而非张国焘所主张的持续西进的撤退战略。
为何陈昌浩在此地发表非己意愿的言论？这与他抵达延安前所经历的广泛批判张国焘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对西路军战斗表现及失败所给予的严格指责有着直接关联。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撰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之所在》，此举标志着对张国焘批判运动的正式展开。
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在会议中，张国焘进行了自我辩护，同时，有超过三十名与会者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
31日，张闻天发表总结性讲话，明确指出国焘路线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军阀土匪主义，最后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指出西路军失败问题。
西路军挺进甘北的过程，其严重挫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抵制张国焘的路线。
西路军西征的失利，实则与张国焘并无直接关联。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他，有悖于历史真相。
在西路军西进的过程中，张国焘以个人身份向西路军发出的电报仅限于两封，分别是在1937年1月8日及同年3月4日。通过电报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其立场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在先前的电报中，张国焘着重指出：“务必在部队内部，尤其是干部层中，增强对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崇敬与信任。”
在后续的电报中，张国焘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同志们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指出：“你们在前一封电报中提及的损失责任应由军委承担的观点，实属不当。”
西路军的失败被视为“国焘路线的恶果”，而西路军本身也被定性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此对西路军实为不公。西路军自渡河以来，始终处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之下，然而所肩负的任务却变幻莫测，时而东进，时而西行。受制于诸多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制约，最终导致了失败。
实际上，中央对西路军所赋予的使命，已超越了其自身的能力范畴，这与“国焘路线”并无直接关联。西路军为了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协助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支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孤军奋战，浴血疆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他们却背负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指责。
在延安的抗大校园内，曾发生过一件令人瞩目的插曲，即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数位军师级将领，拟携带武器离去，返回四川进行游击战。
这些事宜无疑给陈昌浩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毕竟，在历史长河中，陈昌浩与张国焘的关系颇为紧密，在四方面军中，他位居张国焘之下，堪称二号人物。面对张国焘所遭受的猛烈批判，陈昌浩不得不与张国焘“划清界限”，他的言行无法完全客观公正，有时甚至不得不发表一些违背内心意愿的言论，这在当时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频繁地指出，“西路军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抵制国焘路线，以及未能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这种做法实属不妥，他竟然不假思索地将西路军的失利归咎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尽管在陈昌浩对西路军失利所撰写的两份报告中，仍可提炼出以下两点颇具价值：
西路军受中央领导。
其次，西路军致力于为党的使命而奋斗。
陈昌浩指出：
西路军自其成立之初，便始终在党中央和军委的英明领导下不懈奋斗。尽管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方面存在不足，但自成立之日起，西路军始终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上，全力以赴。
尽管西路军最终遭遇了彻底的失败，我个人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然而，我依然坚信，西路军所坚持的政治路线，是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而非继续追随那与中央路线背道而驰的国焘路线。
陈昌浩的意见符合历史事实。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路军失利之因得到了客观、深入的剖析。
在20世纪80年代，西路军的前任总指挥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任务执行、战场主动权的把握以及独断专行的原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1982年，曾任西路军30军政治委员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应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着手对西路军失败之因进行深入探究。翌年2月25日，一篇题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文章应运而生。
本文全面审视了历史全局、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对比，进行了深入总结。与陈昌浩在延安所作的报告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西路军始终如一地履行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使命。
“1936年10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第四方面军一部挺进西岸，投身于宁夏战役的筹划。至11月上旬，依据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决策，渡河的部队被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孤军奋战长达四个月，共歼敌超过两万人。然而，由于敌强我弱，西路军在1937年3月遭遇了最终的失败。”
陈昌浩提出的两项核心观点，历经半个世纪的时光洗礼，其真谛终得以显露，还原了其原本的面貌。
经过对西路军失败教训的检讨活动告一段落，陈昌浩随即被分配至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任职。随后，他又被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及国际宣传科科长之职，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马列学院三所院校的政治课程教员。
陈昌浩心中也曾涌起过委屈之情。面对犯了严重分裂党中央和红军错误的张国焘，他仍旧握有要职，甚至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还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观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历次征战中，曾立下赫赫战功，如今却骤降至一名普通科长的职位，这让他深感不公。
他毕竟是一位历经多年党教育的高级干部，不久之后，便迅速恢复了内心的宁静。
1939年盛夏，陈昌浩踏上赴苏联求医的旅程，1952年春暖花开之际，他重返祖国怀抱。此后，他先后在马列学院担任副教育长一职，并在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
陈昌浩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终年61岁。
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追悼会，以缅怀陈昌浩同志。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党内同志亦出席了此次悼念活动。
张国焘于1938年4月在武汉背叛革命，投身国民党阵营，沦为令人不齿的叛徒。
新中国成立之际，张国焘流离失所，辗转海外。起初，他在香港安身立命，凭借撰写回忆录，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取稿酬，以此维持生计。
1968年，我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风波蔓延至香港，身为叛徒的张国焘深感惊恐不安。为躲避这场灾难，他远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加拿大。
1979年12月3日，一代伟人张国焘于多伦多一所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享年82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