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5岁就成为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后来的地位却不断下滑，最终令人遗憾地结束职业生涯？
1969年，九大召开的时候，林彪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农场里，有一间又矮又湿的牛棚，里面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头发花白，满脸胡子，正全神贯注地看《人民日报》上的报道。
他比林彪年长一岁，曾是林彪的上级。当林彪24岁担任军长时，他已25岁，担任军委副主席。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落到这般境地？
在长征的路上，遵义会议还没开。毛主席因为身体不舒服，被安排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休息。他刚坐下，门口传来一个小朋友清脆的声音：“请问同志，里面还有空位吗？”
这时，有人在旁边轻声说：“别吵了，我们就在外面休息，挺好的。”
毛主席一听，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连忙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是王稼祥同志吗？快请他进来吧，外面冷得很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革命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由于博古和李德的极端左倾政策，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大转移。
这时，后面有追兵，前面也有敌人堵截。要想渡过难关，必须吸取教训，调整策略，不能再硬碰硬了。但当时博古仍然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支持他的人也不少，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众人皆醉唯他醒，毛主席最先意识到，中国的革命需要调整方向，否则可能会遇到危险，后果不堪设想。
可惜那时候，毛主席已经被边缘化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的职务都被撤销了。即使毛主席知道方向，但是“人微言轻”，大家也不一定重视。
那时的毛主席感到非常焦急和无奈，迫切需要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支持，以扭转我们党与军队的不利状况。王稼祥的出现，给毛主席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王稼祥于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19岁时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所大学被誉为培养中共领导人的地方，许多影响重大的人物都出自这里，比如王明和博古都曾在这里学习。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同样毕业于中山大学。陈昌浩和王稼祥年纪相仿，但王稼祥的进步更为迅速。
王稼祥毕业后回到祖国，很快就大展身手。他在东方大学的学历和才华帮助他快速晋升了职位。
1931年底，王稼祥成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此时，陈昌浩跟随张国焘到了苏区，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尽管两人都是年轻有为，但王稼祥的地位显然更高，影响力也更大。
毛主席那时身体不舒服，和王稼祥见面不太容易。就在这关键时刻，带伤的王稼祥来了，真是雪中送炭。
王稼祥是红军里的一个重要领导，他怎么会受伤呢？
1933年4月28日，红军领导人在开会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袭，王稼祥不幸中弹，肠子被弹片刺穿并感染，胯骨里也嵌入了一块弹片，情况十分危急。幸亏医生全力救治，王稼祥才转危为安。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他体内还留有未取出的弹片，这些弹片时常给他带来不适，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无法继续指挥战斗。王稼祥的威望很高，即便他无法参与具体工作，仍然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此，毛主席想说服王稼祥，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红军走向正确的道路。
王稼祥同志，你觉得当前的局势如何？
听完毛主席的问题，王稼祥低头想了想，然后反问道：“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毛主席说：“我的想法很清楚，红军需要调整战略和战术，否则处境会更加困难。你看呢？”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要让现在的军委领导改变主意很难，除非他们不再掌权。毛主席听了这话非常高兴，紧紧握住了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同志，你说得太好了，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这次交谈让毛主席更加有信心了。之前他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同志交流过，大家都支持他的想法。
不过他也有担心，不要小看了博古的影响。
在1935年1月15日的遵义会议上，博古坚持为自己的路线辩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强大。
还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博古说话，对毛主席进行挖苦：“你不过是读过《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对马列主义了解不多，更不用说现代军事了，这样能指挥打仗吗？我坚决反对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位人物同样非常有影响力，他的名字叫做凯丰。他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同时也是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
凯丰的发言很重要，毛主席进行了反驳，但会场上除了周恩来和张闻天支持毛主席，其他同志还没有发言，气氛有点沉闷。
虽然有20人参加了会议，但像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等只是参与了讨论。真正做出关键决策的，还是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就在这个时候，会场中有人发声，打破了沉寂：“我完全支持毛泽东同志的看法。”说话的人正是王稼祥。
王稼祥虽然身体不太好，但说话声音洪亮有力，他的发言让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而博古和李德的脸色很难看，一会儿青一会儿红，表情非常难堪。
王稼祥以前担任过军委副主席，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大家公认，所以他说的话很有分量。另外，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曾是中山大学的同学，和博古、凯丰也关系密切，可以算是同一个圈子的。
以前，李德特意把王稼祥和张闻天叫过来，语气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两个都从苏联回来，必须团结一致，关键时刻立场要坚定。”但现在，这两人却都转变了立场，这让李德非常生气。
这也足以证明博古和李德确实有误，这让参会的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至关重要。
更让人钦佩的是，王稼祥勇敢地说出了大家心声却不敢说出口的话：“既然实际情况表明，之前的路线和方针有问题，博古同志就不适合继续领导了，我们应该尽快调整中央的军事指挥体系，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同志。”
王稼祥说完，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的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其他同志如朱德、林彪和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也纷纷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最终，遵义会议做出了关键决定：撤销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央军事决策机构。
那时候，博古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至于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大家心里都没底。
王稼祥这么干，就像是在“冒犯上级”，这可是相当冒险的行为，等于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押上了，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过，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决定拼上一切。
因此，王稼祥也因为在遵义会议中的贡献，得到了全党的支持。
1935年3月，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三人团”，取代了政治上由博古主导，军事上由李德主导，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成员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
在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勇敢地说出了真话，这不仅是对党的负责，也极大地支持了毛主席。后来，因为王稼祥对革命的巨大贡献，毛主席对他非常关心。
毛主席最关心的是政治问题。
1945年，党的七大开了个会。因为健康原因，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意外落选了。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特意和中央委员们沟通，为王稼祥争取支持。最终，王稼祥成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主席特别在意王稼祥的身体状况。
王稼祥在1933年受了伤，体内还留有弹片。由于长征期间条件非常恶劣，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伤口经常发炎，还会时不时地发烧，只能靠药物暂时退烧，但并不能根治。
1935年10月，红军到了陕北的瓦窑堡，毛主席很关心王稼祥，就特别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来给他看病，希望他早日康复。但是因为条件有限，效果并不好。
1937年初，毛主席安排王稼祥从西安出发，先到上海，再乘船绕道海参崴，最后坐火车于当年7月抵达莫斯科看病。
苏联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如欧美，但仍然比中国先进很多。周恩来、林彪、任弼时、贺子珍等人都曾到莫斯科看过病。王稼祥到了苏联后，身体上困扰他多年的弹片和腐骨都被取了出来，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
毛主席不仅关心自己的健康，还关心他的婚姻。王稼祥的原配是查文梅，她在1925年前后因为生病去世。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王稼祥娶了一个乌克兰女孩，但由于性格不合，这段婚姻很快便结束了。
王稼祥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总是怀念过去，失去了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信心。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后，毛主席就开始为他的婚事操心。有一次聊天时，毛主席说：“稼祥啊，你也该结束单身生活了，不能一直像和尚一样独身下去啊。”
毛主席的眼神让王稼祥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也激发了他开始新生活的勇气。
毛主席帮王稼祥认识了他老乡朱仲丽。
朱仲丽不仅是毛主席的同乡，还是他的晚辈。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朱仲丽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担任过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毛主席工作繁忙，也不好意思直接开口。他就给王稼祥出了个主意：去找朱仲丽的姐夫帮忙。
朱仲丽有个姐姐名叫朱仲芷，嫁给了负责延安留守部队的八路军司令萧劲光。
毛主席安排下，王稼祥当晚给萧劲光写了封信：“萧司令，你能借给我两匹小蒙古马吗？还有，借马的时候，麻烦你把你姨妹也一起带来。”
萧劲光看完信后，不禁笑了起来。他立刻明白了王稼祥的意思。于是，他对朱仲丽说：“小朱，王稼祥主任在总政治部想让你过去做客，你去不去？”
“为什么不试试？”朱仲丽正是爱玩的年纪，她没怎么想就痛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从刚开始的互不相识，到渐渐熟悉，再到慢慢有了好感，最后彼此相爱，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毛主席的关怀王稼祥牢记在心，他只能用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在1943年，也就是党的22岁生日时，王稼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那时候，毛主席让王稼祥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虽然病着，但还是坚持工作，花了整整一周时间，终于写成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详细讲述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文章经过毛主席审核后，第二天就登在了《解放日报》上。
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原则，并正式写入了党章，成为了我们党的宝贵遗产。这一成就中，王稼祥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资历深厚，还做出了新的贡献，按理说建国后应该承担重要职责，可为什么后来却去了河南农村呢？
王稼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难以承担重要任务。即便在莫斯科接受治疗后，他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有些旧疾未愈。
王稼祥做肠吻合手术时，效果并不好，消化系统受到了损伤。另外，他因为服药过量，听力也受到了影响。五十多岁的他，现在需要佩戴助听器。
解放后，王稼祥依然为革命努力工作，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比如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和中联部部长等。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
1960年，王稼祥因为对中央政策的误解，思想跟不上形势，逐渐失去了工作机会。
1969年，林彪发布了“一号通令”，许多干部被疏散到偏远地区。徐海东被疏散到了郑州，陈云则被安排到江西。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稼祥被调到了开封的农村。
1971年9月以后，王稼祥精神焕发，主动给党中央写信请求分配任务。在毛主席的关心下，他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再次露面，并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后来，王稼祥加入了新组建的处理对外事务的领导团队，帮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事宜。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突发心脏病离世，享年68岁。在他去世前，还在审阅文件。
王稼祥的骨灰盒上刻着八个大字：“光明正大，立党为公”，这八个字完美地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