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燕南园66号——吴文藻和谢冰心

燕南园66号知名度颇高，因为作家谢冰心早年曾在这里住过。多年来，一直不断有人来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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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心本人对这里也充满感情，在以往的文章中不只一次提到燕南园。例如那篇《南归》一文的末尾，就注有一行小字：1931年6月30日夜，燕南园，海淀，北平。

一

谢冰心，原名谢婉莹，她与燕京大学的关系源远流长。1913年她随着父亲谢葆璋从福建迁到北京，1914年入读教会办的贝满女中，1918年入读教会办的协和女子大学。1920年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因当时燕大还没有找到新校址，谢冰心是在北京城内的佟府夹道完成大学学业的，若论资排辈，她是燕京大学第一届女生，她的男同学有许地山、熊佛西等，女同学有凌叔华、凌叔浩姐妹。

谢冰心起初上理预科，她想当医生。不久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她改学文科，并很快“小荷才露尖尖角”， 1919年8月她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说，第一次使用了“冰心”的笔名。1921年她参加了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

谢冰心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包贵思。她是燕京外籍女教师中的元老级人物，讲授英美文学。1923年谢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包贵思帮她争取到韦尔斯利女校两年的奖学金，送她去读硕士学位：

“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我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学、宿、膳费，让我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

1923年8月，谢冰心赴美留学。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时，她把旅途和美国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她说：“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1926年谢冰心学成归国，入职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助教。此时的燕京大学已经迁入西郊新址。

二

未名湖畔流传着一段佳话：“燕京的三位小姐，招来清华的三位女婿。”

说的是清华大学送出留美的三位高材生，与三位燕京大学女生结为夫妻，学成归国后统统“入赘”燕京大学。

这三对才子佳人即是：谢冰心与吴文藻、江先群与李汝祺、倪逢吉与梅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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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藻与谢冰心的结婚照，摄于1929年6月15日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临湖轩的轩名是谢冰心起的，匾额由胡适所书。

照片后排左起第三人，站在主婚人位置，那位身材瘦高的外国男士是司徒雷登校长。后排左起第四人，那位相貌端庄的外国女士便是谢冰心的英文老师鲍贵思。她多次说起，冰心是她初来燕京教书时班上最得意的弟子。

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那位手捧花束的伴娘，正是三对姻缘中的另一位女生江先群，她与谢冰心同一年从美国纽约瓦萨学院留学归来，任教于燕京大学生物系。1927年她与李汝祺结婚时，谢冰心为她做伴娘，这次她不仅做伴娘，而且帮谢冰心操办了婚礼的一切。

谢冰心与吴文藻的爱情，开始于一艘驶向美国的杰克逊总统邮轮。

1923年8月，谢冰心在甲板上遇见了“结伴放洋”的清华学子们，与吴文藻相识。没聊几句，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听惯了恭维客套话的冰心，就听到了一番坦率进言。当吴文藻得知冰心没有读过几本英美研究拜伦和雪莱的重要论著时，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么重要的书你都没看过？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这趟美国就白来了。”她心里已“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抵达美国之后，谢冰心在东部的波士顿威尔斯利，吴文藻在北部的新罕布尔州达特默恩，两地相隔甚远。吴文藻以他特有的书痴方式传递爱的信息。他为冰心买来他认为必读的书，自己先看，用红笔将他认为重要的部分或精彩的篇章标出来，再写信告诉冰心，这书应该读，若没时间，起码应读红笔标出的部分，最后将书、信打包，快件寄往威尔斯利。冰心“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过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老师和我做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讶，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

1926年两人同时去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得到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终于敞开心扉谈到了终身大事。冰心表示：自己的婚事要征得父母同意方能确定。于是，吴文藻提笔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纸的求婚书，称“谢先生、谢太太启”， 他是这样开头的：

请千万恕我用语体文来写这封求婚书，因为我深觉得语体文比文言文表情达意，特别见得真诚和明了。但是，这里所谓的真诚和明了，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人造的文字，往往容易将神秘的情操和理外的想象埋没掉。求婚乃求家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

谢冰心的父母何许人也？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操办过海军学堂，民国政府时主持过海军教育，军衔至海军少将；而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出身于诗书世家。没想到这么一封书生气十足的求婚书，居然打动了他俩的心，他们一致认为这个青年傻得可爱，靠谱！ 

燕京大学校方对吴文藻、李汝琪、梅貽宝这三位“入赘引进”的人才非常重视，因为他们都有极好的学术背景。吴文藻1929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荣获该校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李汝琪也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遗传学家摩尔根，1926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第一个在摩尔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梅貽宝1927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加盟燕大后，他曾先后出任教务主任、文学院院长、成都燕京大学代校长。身为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幼弟，他一度被称为“小梅校长”。

燕京大学为他们三人都提供了优厚的薪酬以及最好的住房。李汝琪夫妇、梅貽宝夫妇1930年代初都曾在燕南园住过。校方拨给吴文藻夫妇的66号楼当时还在施工。两人在西山古刹大觉寺度过新婚之夜。两天后回到学校，还是各回各的宿舍。直到暑假过后，他们从南方老家度假归来，才住进刚竣工的燕南园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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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幸福的一家五口在燕南园66号门前。背景是有拱门的廊子，廊柱爬满了爬山虎，春夏天浓绿，秋天变得火红。

吴文藻一进新居，就先找木匠，在一楼书房北墙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至于室内布置、庭院修整，他大撒把地交给夫人打理。

谢冰心勤于伺弄庭院里的花木，她栽种了丁香树、紫藤萝、红月季、白玫瑰，这些花木赶着季节盛开。

三个孩子相继出生，1931年儿子吴平（原名宗生）、1935 年女儿吴冰（原名宗远）、1937年女儿吴青（原名宗黎）。吴文藻的母亲搬来住，他的妹妹和冰心的二弟也都来燕京大学读书了。小楼里人间烟火气越来越浓。

吴文藻的“书呆子气”依旧。婚后，谢冰心写过一首宝塔诗：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进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其中包含“傻姑爷”的三个小“典故”：

吴文藻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萨其马”叫成“马”，进了点心店就向售货员买“马”。

院子里丁香花盛开，冰心与婆婆在树下赏花，吴文藻被从书房里叫出来，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有意捉弄他：“这是香丁。”他竟点点头：“啊，香丁。”

吴文藻受命去“东升祥”为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夹袍，到了店里他开口要买一丈“羽毛纱”。幸亏售货员与冰心熟悉，打电话问过才算弄明白。老丈人笑着对女儿说：“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三

66号楼一层吴家的客厅，摆着一张半圆形的雕花红木桌，桌上放满了一叠叠报纸，一一摞摞学术期刊，每周都在更新。

此处知名度颇高，被称为燕京大学期刊阅览室。它宛如一块磁石，吸引着不少同人和学生前来。其中社会学系的师生来得最多，跑得最勤。

吴文藻来燕京的第一年，即担任起“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的教学。正是燕京社会学系兴盛时期，经前任许世廉开疆破土，课程已扩充为理论社会学、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与实习五个部分。社会学系有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51人，占全校学生八分之一，俨然是个大系。

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吴文藻与他的同行是有共识的，他们要做成三件事：一是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找到一条连接传统与现代、融合东西方文化的道路；三是将研究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成果，贡献于世界学术界。

吴文藻从改造他执教的三门课开始，“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原来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用英语讲授。吴文藻接手后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套中文教材，并加入中国的案例和研究内容，每年还不断补充修改。1930年，费孝通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听《西洋社会思想史》第一堂课，吴文藻就是用汉语普通话讲授的。费孝通觉得是件“怪事”。

后来他逐渐理解了老师的用心，意识到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他说：“这一步也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概念，比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

1933年，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如何才能彻底中国化呢?吴文藻提出：“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

借鉴当时在西方文化学领域盛行的“功能学派”理论及“社区研究”的方法，吴文藻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他最终选择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

1933年 月，吴文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克来燕京讲学。帕克交给了中国学子一把钥匙——“社区研究”，即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

1935年10月，吴文藻邀请人类学结构-功能派代表人物德克里夫·布朗到燕京讲学三个月，开设了“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班”的短期课程。布朗把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带向了农村——“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

吴文藻为此专门增设“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先后撰写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他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规划了社区研究与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方略。在田野调查方法上，他提倡运用“拣样精察法”对不同社区进行系统而精密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在研究单位上，他主张先从村落调查入手，再扩展研究单位达至省乃至全国范围。他的研究视野甚至关注到海外：开展对海外华侨社会的研究，以增进对于中国民族及文化全部的外界适应与完整的了解”，从而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概括。

为了推动研究实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平郊区建立了清河调查实验区。吴文藻还有计划地安排师生分别在云南、成都、西藏、新疆等地拓展西部和边疆地区的实地研究。在这些实地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燕京学派”。

四

吴文藻门下学生众多，谢冰心认识的大约有一半多。其中最熟悉是丈夫的四名高徒：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因四人同在1910年出生，都属“狗”，谢冰心称他们为“吴门四犬”。

费孝通以“开风气、育人才”来评价他一生敬重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在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引进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

“吴文藻先生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把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派出去，吴文藻用心用力。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去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他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吴文藻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1940年代，有三本中国社会学者的专著引起国际学术界瞩目：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作者费孝通；1944年出版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作者林耀华；1945年出版的《一个中国乡村：山东省台头村》作者杨懋春。

这三本书被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三大里程碑，被列为国际上许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必读教材。为西方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文本。

前两本出自“吴门四犬”中的费孝通和林耀华。第三本的作者杨懋春，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专修乡村社会学，1933年取得硕士学位。在校学习的三年，正是社会学系转变学风、改革教学，吴文藻开始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时候。虽然他不是吴门弟子，但一定听过吴文藻的课，受到比较社会学的影响，从他的《一个中国乡村：山东省台头村》，可以看到 “燕京学派”鲜明的印记。

林耀华是吴文藻的嫡系学生。1935年，他在写作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时，吴文藻特请前来讲学的布朗教授担任他的论文导师。1936年吴文藻为他争取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送他到哈佛大学深造，专修人类学、民族学。林耀华感念在哈佛受到的严格训练：“在实验室里，要学会“摸骨头”，一个人全身有二百零六块骨骼，要一块块反复摸索、观察，直摸到把每块骨头的任何一角碎片放在手上，能很快分辨出它属于人体的那一个部位，是哪一块骨头。”留学的余暇，林耀华把在燕京求学期间回家乡福建做的一份社会调查，用英文以纪录文体完成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吴文藻在1940年代访问美欧期间，同耶鲁大学出版社、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洛氏基金等联系，大力促成了这本学术著作的出版。

1940年林耀华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教，1942年出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46年随成都燕大迁回北平，继续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继承了吴文藻在燕京的事业，治学的方向和方法都未曾改变。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他还组织师生完成了对内蒙古、西藏两次重要的田野考察。

费孝通，1930年转学至燕大社会学系，至1933年暑假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说：“我花了三年时间跟吴文藻先生学习，变成了一个书虫”。他几乎读遍了吴文藻书架上所有的书，又出校门、入社会、观察现实、统计数据、做出记录，写出论文、译文、书评多篇。他的毕业论文《亲迎风俗之研究》，是用文言文写就的，耗时三年，五易其稿，评审通过后，很快发表于《社会学界》第八卷，并被加上编者按向读者推荐。

吴文藻为费孝通下一步的学业着想，也要送他去接受最好的人类学训练。当时正有一位杰出的俄国人类学者史禄国在清华任教，吴文藻说服了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特例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他带着爱徒见史禄国，经过笔试、面试，如愿地把费孝通送至这位大师的门下。

1935年费孝通取得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同时获得了庚子赔款提供出国留学的奖学金。 距离出国留学还有一段时日，吴文藻得知广西省政府设有研究当地“特种民族”的课题，需要合适的人选，于是他斡旋此事，安排费孝通到大瑶山做实地调查。费孝通欣然接受，并邀自己的女友王同惠同行，在赴大瑶山之前，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礼场所正是当年吴文藻谢冰心举办婚礼的临湖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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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惠与费孝通

王同惠也是吴文藻门下弟子，她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比费孝通低两个年级。吴文藻很关注这个女生：

“我得结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中完成）,那时她的法文程度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字里行间充满对王同惠的欣赏。

对于两位爱徒的结合，吴文藻说：“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中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出发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 ，我们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

1935年10月费孝通、王同惠正式启动了瑶山田野调查。10月21日他们走进了真正的瑶区，进入了花篮瑶的世界。12月16日两人完成了计划中的坳瑶实地调查，向茶山瑶调查工作基地转移。就在从古陈到罗运途中 ，一场意外变故，中断了这次瑶山调查。费孝通、王同惠迷路误入密密的竹林。在探路之际，费孝通不幸触动当地瑶人抓野兽下的机关，木石齐下，把他压住。王同惠奋力把石块木头逐一移开 ，将丈夫移到安全地带后，奔出林中呼援，途中失足坠崖殒命。第二天，身受重伤的费孝通获救。六天后，当地村民在一处山涧急流中找到了王同惠的遗体。 

出师未捷身先死。吴文藻的一段文字，表达了锥心之痛：

“我们正在北京盼望他们工作圆满成功回来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不幸的消息，使我精神上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不但不知道所以慰孝通，也不知所以自慰。我们这些幼稚的子民，正在努力的从各方面来救护衰颓的祖国，这一支从社会人类学阵线上出发的生力军，刚刚临阵，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为工作灰心，为祖国绝望？同惠是死了，在研究民族社会生活中，女考察员的地位，是极重要的，因家庭内部生活的种种，是必须由女考察员做局内的研究。同惠是现在中国做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而且在瑶山的考察中，她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天才，她竟为研究而牺牲了，后起尚未有人，这损失是不能计算的。”

费孝通写信给吴文藻：“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在广州的病房里，费孝通开始整理编写瑶山调查资料，1936年7月初《花篮瑶社会组织》已写就付印。接着他利用出国前回家乡休养的“余暇”，开始了开弦弓村调查。他说：“今后要一人做两人的事。”1936年7——8月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村里，调查持续了两个月。9月初，他带着《江村经济》的初稿，告别家乡，在上海搭乘外轮，负笈英伦。

吴文藻此时正在美国，代表燕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庆典活动，适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师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也在美参加同一活动，真是天赐良机。他向马林诺夫斯基郑重推荐了费孝通，并介绍了费孝通的本硕阶段求学和瑶山调查、开弦弓调查实况，使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的博士阶段学业报以强烈期待。同年，吴文藻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重游欧美各国，道出伦敦，遇马教授”。费孝通说：“岁暮，吾师文藻将离伦敦，设宴辞行。马林诺夫斯基教授以多月相聚，分握在即，无以为念，即席出《文化论》初稿相赠，举杯作不忘约”，（《文化论》译序）当着吴文藻的面把汉译该书之事托付给费孝通，表达出对中国社会学同人的深度友好，对中国学界远景的殷切瞩望。

学者张冠生对费孝通早年求学的经历，做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总结：

从燕园的社会学，到清华园的体质人类学，再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人类学，费孝通走了六年。六年里，一直是吴文藻领着他，一步步登堂入室，接受上乘学术训练。这是他确定人生志向后、出国留学前的个人求学史，背景是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史。

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虽暂时未受影响，但吴文藻一家不愿在北平继续亡国奴的生活，夫妇俩人向司徒雷登表明他们打算离开燕京的想法，司徒雷登并没有马上答应他们的要求，只是要他们慎重考虑。正在这个时候，当年清华的同窗、担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打来电话告之，云南大学即将由省立大学升格为国立大学，并准备创办社会学系，此时加盟云大，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吴文藻表示有意前往。此信息很快传至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耳中，他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与吴文藻夫妇早就熟识，于是他致函吴文藻，诚恳地邀请他到云南大学任教，并创办社会学系。不久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复了云南大学的申请，拨款办“社会人类学讲座”，由吴文藻任教。于是吴文藻、谢冰心全家决定迁往西南。

1938年6月3日，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上完最后一节课，不久他们一家就告别燕南园，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从天津到达上海，从上海到达香港，从香港到达越南海防， 当年秋天到达目的地——昆明。

他们在螺峰街找到了一处住房，安顿下来后，吴文藻便开始了在云南大学的工作。他一边为文法学院上课，一边谋划社会学系的创建。同时在思考如何办好云南大学。他发表在《云南日报》题为《云南大学与地方需要》的文章认为：云南大学虽然由省立升格为国立，但是它的当务之急还是要为地方服务，“地方需要的重心在哪里，大学设计的重心即寄托在哪里”。

他同时着手筹建一个小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因为是由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办的，所以称之为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工作站，“工作站”的宗旨是继续贯彻中国社会学者建立比较社会学的设想。正值战争期间，吴文藻调整了研究计划，提出用1938——1940两年的时间，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开展实地社会调查，如甘肃、四川、云南、广西等地，注重于自然和人口资源、历史演变、社会结构、生产活动、财富的积累与分配、市场及消费、劳工状况、教育等方面。吴文藻认为，这样的实地调查一方面可以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为战时动员和战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1938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1939年7月28日，云南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成立，聘吴文藻为系主任。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也随之成立，吴文藻担任站长。

大旗招展，吴门弟子汇聚而来。费孝通说：“从英国回国，我直奔昆明参加吴文藻支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开始建立一个小小的研究班子，称社会研究室。后来因为疏散到呈贡，住在魁星阁，即以魁阁闻名”。

“吴门四犬”中的另一位瞿同祖当时在重庆贸易委员会任职。吴文藻得知后立即邀请他到昆明来工作。瞿同祖于1939年夏到达昆明，担任云大社会学系讲师。李有义本是师从吴文藻的燕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在云南大学完成论文答辩，被留校任教，担任社会学讲师。在北平形成的“燕京学派”大本营从燕京搬到了昆明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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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敌机轰炸频繁，吴文藻一家搬到昆明近郊呈贡县一处祠堂，谢冰心起名为“默庐”。这时家庭的一切开支全由吴文藻一人撑起。谢冰心越来越佩服这位“傻姑爷”，他“很稳，很乐观，好像一头牛，低首苦干，不像我的sentimental（多愁善感）”。

工作站也转移到了呈贡县古城村，设立在“魁星阁”（简称“魁阁”）。魁阁是高约19米多的三重四角攥尖砖木结构建筑，上下三层。年青的研究员们在“魁阁”工作、学习和交流。魁星阁旧得摇摇欲坠。风一吹，松动的木板晃动撞击，挤在一起睡觉的研究员被惊醒，油灯已经灭了，三个书架和装资料的箱子矗立在黑暗中。而摆放在顶楼的魁星老爷永远目光如炬，一脚后翘一脚独立，一手捧斗一手纸笔。挨着这神像的是费孝通的书桌。这个三丈大的斗室，来三个客人就转不过身。

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关系专员，她实地访问魁阁后，记录自己的观感说：“燕大-云大社会学实地调查站设在隐没于柏树丛中……顶层有木佛，一个助理研究员在那里办公。二层没有佛像，有三张桌子，三个书架上装满书籍和文稿。……一层是厨房和通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尽管处所狭窄局促，经费不足，物资短缺，学术与思想环境却十分宽松：吴文藻采用马林诺夫斯基的“Seminar”方法进行：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题，根据自己的选题到农村社区或城市民间社区进行田野调查，然后将调查的材料和结论拿到“魁阁”来进行交流和讨论；他们各抒己见，有时候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费孝通把魁阁描述为“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子下，进行内陆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

魁阁采取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磁场型”学术小群体，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被后人称为“魁阁时代”。除抗战前或抗战期间出版的一些社区研究成果外，“燕京学派”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基本出自这个“工作站”。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学著作。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曾说：“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些知识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

而“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以费孝通等的“云南三村”为例，美国人类学家瑞斐德充分肯定它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三重意义：一是描述中国社会文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特点，二是在实践上提供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三是在理论上论证某些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

“魁阁”时代的结局令人遗憾。吴文藻、费孝通与顾颉刚、傅斯年在民族问题上产生争议，他们坚持的观点为当局所不容，“人类学讲座”被终止，吴文藻失去了教学与研究的平台，离开了云南大学。

1940年冬，吴文藻一家迁到重庆，先蛰居在顾一樵的“嘉庐”，不久即搬入歌乐山中的“潜庐”。 为了节省开销，谢冰心在“潜庐”门口种上了南瓜，他们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都抱怨没肉吃，却从来不亏待上山来的朋友们（“魁阁”的学子们）。谢冰心常要嘲笑吴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

1941年，吴文藻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从事研究工作，兼任蒙藏委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还参加了筹建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工作。1944年，他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抗战胜利后，1946年，吴文藻赴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一家满怀爱国热忱，1951年历经艰难，返回祖国。

1953年吴文藻重返高校。因1952年6月至9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已被撤销，社会学系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又由于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最终都被取消了。吴文藻去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担任了“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所幸在这里他和他的学生相聚，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任上，林耀华改教民族学。

1957年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和费孝通并列成为全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虽然1959年12月摘掉了帽子,但“反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让社会学陷入没顶之灾，从理论到应用，从历史到现状，社会学在中国成了无人敢问津的领域，一直到1979年。

晚年的吴文藻主要从事内部文字工作，校订丛书，翻译书稿。1980年以后，他支持费孝通，勉力推动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

1985年9月24日晨，吴文藻安静地离世。留下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3万元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 

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举行成立10周年纪念会。费孝通在讲话中强调这次会议同时也是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

他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

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魁阁文献”（全四册），共计一百多万字。这是吴文藻当年创建“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历史回响。

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近百万字。这是吴文藻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经历曲折、顿挫之后的现实成果。

燕南园66号楼默默伫立，它随时提醒你：“如果没有吴文藻，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是另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