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亚平
一、阳明心学是王阳明在那个时代提出的一份医国之策和治世良方
明代中期，国势由盛转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矛盾尖锐激化。但是，整个统治阶级放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去处理，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去化解，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政治腐败，吏治昏暗，贪官污吏肆意横行。
一是皇帝流氓和皇权专制。明中期封建统治极度腐败，政治以流氓政治而著称，成为明朝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来就起脚于江湖，出身低微，为加强和巩固皇权，他不择手段，采取了一系列铁腕措施：废除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分封宗室子弟为王，甚至编造君权神授的鬼话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等等。朱元璋说他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呢？他说他在南昌碰到一个仙人叫周癫子，拦着他的马，说：看你的长相就会当皇帝。所以我朱元璋是天命在身。这个故事一听就荒诞不经，可他朱元璋一本正经写成文章，刻在一块很大的碑石上，又专门修了一条上庐山的路，在庐山仙人洞旁做了一个亭，把这块碑抬上庐山，立在亭子里，这个亭就叫“御碑亭”。这条上山的路叫“九十九道盘道”，道上有一门楼，上面是王阳明上庐山时写的“庐山高”。
后来，到了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时才15岁，刘瑾把他教成了真正的流氓，他的流氓习性就体现在政风任性、权力游戏、朝廷江湖化。他的一系列任性胡搞，看似不可理喻，其实，就是他使用、显示、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从朱厚照身上，人们看到皇权原来可以这么流氓，皇帝原来可以这么不是东西！1514年，朱厚照24岁，任皇帝已经9个年头了。这年元宵，宁王朱宸濠进献了大量烟花宫灯。朱厚照在乾清宫中设灯市、放焰火。正月十六，烟花表演过了高潮，朱厚照玩累了，就回他的豹房过夜。走到半道，忽听有人惊叫失火了，回头看去，乾清宫方向火光冲天，他还向左右笑：“真是一棚好大的烟火呀！”这场火把乾清宫烧成灰烬，后重建费了银100万两。正月十八是元宵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皇帝要上朝听政。这一天朱厚照下罪己诏，十天后正式颁行天下。这份罪己诏下到常州府无锡县时，因为路上耽搁了，有名囚犯没有赶上大赦，被砍了头。其家属给他做了一个泥脑袋，用黄袋子装着皇帝的罪己诏，挂在他胸前入葬，以告诉阴间管理者，他是枉死的冤鬼。“文革”初期，无锡修水利时，挖出了那个囚犯的棺木，并发现了那份罪己诏。冯其庸先生是无锡人，得到那份罪己诏，非常珍惜，将它献给故宫博物院，并著文记之。这份罪己诏便成了中国历史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罪己诏实物。
再后来，嘉靖世宗皇帝朱厚熜，为了一个亲生父母的称呼问题，一场大礼议之争，闹了6年，毫无意义的事，却是皇帝的皇权与杨廷和等精英士大夫集团的阁权之间的权力之争。
二是宦官祸政，这是明朝政治最抢眼的问题，几乎贯穿了260年的明朝史。王阳明撞上的是刘瑾，刘瑾前面有王振、汪直，后面有魏忠贤。明朝那个朝廷就是一个江湖。明代的太监为何能如此嚣张，就在于皇帝巩固兵权而造成的明朝政治生态。自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皇帝就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不仅防范普通百姓，还不信任整个士大夫官僚系统。朱元璋不仅杀了宰相胡惟庸，还干脆废了宰相一职，将权力集中于他一人，活也就他一人干。但是，他的儿孙却只要皇帝的权，不愿干宰相的活，甚至连皇帝的活也懒得干。几任皇帝都长期不上班，不理政，不做事，就抓权，不与朝廷大臣见面，只与身边的宦官打交道。宦官集团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政治化，比个别宦官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的危害，直到正德朝的刘瑾要制度化地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这就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皇权专制、封建独裁越来越强化。
三是以内阁为代表的精英士大夫集团专权，打压六部和中小士人阶层。明代中期以来，内阁地位不断上升，权势扩张，把持朝政，打压六部。朝中权力不断向内阁大臣尤其是首辅集中，在此背景下，六部被内阁压制，内阁结党、弄权、腐化以及与其他部门官员之间的争斗问题应运而生，且愈演愈烈，终于引发晚明旷日持久的党争。
焦堃先生认为：明代政治架构下，士大夫的道德缺陷在实际政治机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内阁专权、集权。王阳明出征广西之前，在写给黄绾的信中说：“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他认为“东南”的广西民乱不过是“疮疥之疾”，容易解决；而朝中“群僚百司”的互相争斗，则是“腹心之祸，大为可忧”。焦堃重点讨论了王阳明及其弟子、后学在内阁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以及在实际政治中与内阁的种种牵扯、矛盾与争斗。
四是世风社风民风败坏。整个士人官员的思想僵化，物欲横流，人心趋利，缺少良知，官场怨气满腹，戾气沉重。王阳明批判道：“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人生苟延残喘，成了蝇营狗苟之辈，像苍蝇一样乱七八糟地活，稀里糊涂地死。“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向下求正。”这严重威胁到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
王阳胆在《答顾东桥书》中说：“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王阳明分析了“理钱谷者”“典礼乐者”“处郡县者”“居台谏者”等各种官员，认为当下已经入仕甚至尚未入仕的士大夫阶层都已“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
王阳明首先就指出，功利之毒害已深入人们的心髓，并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而成为一种习性。这种流传已经久和影响极深的功利之风有多种表现形式：
王阳明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功利风气。他看到了社会各阶层，无论是普通民众之间，还是官场内部，都被功利思想所腐蚀。
一是“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知识不是用于启发和帮助他人，而是作为一种自我炫耀的资本；权势也不是用于公正的治理，而是成为打压他人的工具。
二是“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人们为了利益而纷争不断，并以技能来相互攀比抬高自己。这种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和对技能的片面重视，忽略了道德和人性的本真。
三是官场中各种功利心态：管钱粮的人还想兼管军事和刑罚之事，负责典礼和乐制的人又想参与人事选拔任用，在郡县任职的官员想着要晋升到藩司、臬司等高官之位，在台谏的官员则盼望着能进入宰执这样的核心权力层。这表明官场中的官员们不安于本职工作，一心只想着如何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提升官职地位。
王阳明的思想核心是“致良知”，他在这里倡导了一种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他希望人们能够回归到内心的良知，不要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迷惑。他认为这种功利之风是违背人性本真和道德原则的，人们应该以道德修养和良知的觉醒为首要任务。王阳明的这段话对纠正学术和政治的不良风气都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提醒人们要重视道德修养和正确的职责观念。
王阳明认为明朝政治糜烂的主因就在于“圣学”晦而不明，士人心术不正。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曾对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抱怨说：当今最奇怪的地方在于，朝廷认为对的，外界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界一定认为是对的。那个朝廷真是一塌糊涂。
二、明朝那么黑暗的年代，怎么就产生了这么光明的思想、伟大的人物？
明朝是个黑暗的年代，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血雨腥风，荒唐、搞笑，甚至黑色幽默，时代是那么黑暗，官员是那么流氓，思想是那么僵化，社风是那么庸俗，朝野之间，放眼望去，黑夜漫无边际。
王阳明创立心学，盖因“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面对这样的现实，王阳明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豪杰之士”“医国之手”，他挺身而出，站了出来，奋力撞钟，放声倡焉，“反手而治”，奇迹般地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给黑暗如夜的人世带来如此光明的圣学、心学。王阳明一生坎坷，却始终怀着普济苍生、匡扶社稷的志向与担当。他痛感时弊，决心找到拯救时代和人心的良药。他上下求索，不懈追求，历经磨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立功立德立言，集事功、道德、思想于一身，展现了光明峻伟的人格与气节、坦荡磊落的胸怀。
明清之际的史学家、文学家、绍兴人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了解了明朝的时代特征和官场士风特点，又看到王阳明在那么黑暗的年代提出那么正气凛然、光明的思想，我们在感佩景仰的同时，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那么黑暗的年代，怎么就产生了王阳明这样伟大的人物，产生了这么光明的思想呢？
明代社会是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对这种历史巨变的敏感和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才诞生了阳明心学，所以，要从王阳明对明代社会问题的回应来理解其思想的近代性格。
阳明心学的整体性指向，仍然是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达到重建政治秩序的目的。他首先是对士大夫集团自身缺陷进行反思的。他的论述对象既是要正君主之心，更是正士人之心。他的弟子多半是中下层士人，而讲学主要是对这些士人所发。王阳明在反对刘瑾而被贬龙场之后，少有机会，也确实没有在君权问题发表言论，其主要关注对象是士大夫阶层。
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升华提炼出生命与人生的智慧，提出“立志成圣”“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论，实现了中国儒者的生存价值。王阳明死前说“此心光明”，不但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其学说实质的点明。这个光明的学说，确实是长夜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之路，至今不灭，成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瑰宝，其影响超越了时代，跨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三、阳明心学提出的社会理想
当时明代思想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与时俱进地确立中国的意识形态、主流价值？
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一直是儒家思想，在古代是孔子儒学，在中古以后是朱熹儒学。但它们在明代都遇到了挑战。
明朝中晚期，中国社会步入近现代，遇到了来自外部的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世界在不断变化，特别是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西方文明出现在中国人的眼前，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社会自身也出现新变化。中国社会包括统治思想严重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晚明社会的变化和流动性，中国内部的社会动能得到极大的释放，社会的复杂性高度增长，社会人、财、物的高度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问题，带来了情欲解放。庶民社会的形成瓦解了旧的宗法社会秩序，挑战了原有的价值体系。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通过因果报应，成为制约个体情欲极度膨胀的有效力量。但佛教只能用一个惩罚性的来世来约束此世的人生，道教用此生升仙的允诺，都无法兑现。
儒家学说也是力不从心，不要说孔子的思想有些招架不住、应付不过来，就是宋学也日渐僵化了。程朱理学的“天理”世界观面临深刻的挑战。在“义命”和“天理”合一的社会，有一个通过基层的社会秩序来牢笼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而在庶民社会里，已有的社会与人心秩序逐渐崩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再无法安顿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而被激发的个体欲望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却没得到恰当的安排。“义仁”和“天命”之间的矛盾便再次凸显，“义命”对人的约束性越来越低，道德乐观主义也就越来越悲观。
就所谓近现代中国来看，它不是一个简单接受西方刺激、挑战的产物，而更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中古。而阳明心学就是来自中国的中古，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发端，呼应着中国社会内部具有“近代性”的某种历史品格，因而是一种“近代性”的中国哲学。
因而，王阳明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在庶民社会中，利益追求、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更加多元，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孤绝的个体能否再次编入既有的伦理秩序中去？而且，当原有规范的约束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如何找到道德的可能性条件，使得这种道德的实现不再出自外在秩序的要求，而是来自人们内心中某种更深刻的动力？
钱穆在论述王阳明心学时说过：“若忘了他的实际生活，空来听他的说话，将永不会了解他说话的真义。”也就是说，要理解阳明心学，就必须先了解王阳明的人生，要从他的人生出发来理解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就是王阳明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挑战之后的思想结晶。他是从自己身上寻找、发现并确认了这种道德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中晚明时代的一个“新人”，一个在庶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个体，而这样的个体最终成长为一位圣贤。阳明心学为我们展现了王阳明从儒学内在价值出发而创生的一种新的人格状态和生命境界；王阳明的人生与思想昭示了一条道路，在晚明这样的时代，个体如何在欲望的解放中重新落实伦理的价值，成长为一个“新人”。阳明心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一次伟大努力，是中国人自己的启蒙运动。它的启蒙不是启各种科学之蒙，而是树立独立的人格。
“致良知”的提出，是中国文明的发展突破了某种历史和精神困局的结果，具有文明史的意义。王阳明晚年的《拔本塞源论》，在《礼运·大同篇》和朱熹《大学章句》序的基础上引申发挥，以“良知”为基础，更深刻，也更全面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他首先区别了“德”与“才”。致良知”说是把德性看成是与人相伴相随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不分阶层、人人平等具有的。德性的平等，不是绝对的等同，而是个体彼此尊重意义上的“对等”，即使你的良知没有展现出来，我也相信你有良知。王阳明的简易之道就是致良知，一个人致良知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社会致良知就会成为三代盛世。如果“豪杰同志之士”一起努力，“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那天下就大同了。所以，“良知之学”是敲打追名逐利士人集团的警钟，是改造麻木不仁的社会的药方。这是阳明心学打动人心、深入人心的地方，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价值方向。德性得到尊重，个体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尊重德性的社会才是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应该是能激发人向上向善的，这是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理想。
在中国现代史和思想史的进程中，阳明心学中这一新的社会理想方案，不断地被以某种方式加以落实；只是已落实的，未必充分实现其全幅图景和精神内涵。阳明心学及其相对于程朱理学的创新性，对于理解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