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她并非黄家的千金小姐，其实只是个仆人，婚书上的名字也是假的。陶澍心里明白这些，但一直没有揭穿。
黄家的小姐黄婉儿原本是准备嫁给心上人的，结果因为一些原因，她悔婚了。于是，黄家只好找了一个丫鬟来代替她去完成这门婚事。
1798年，湖南安化县，年仅十七岁的陶澍成功考中了秀才。
我家境贫寒，父亲陶必铨靠开馆教书为生，多次考试都没考中，住的是一间草屋，墙上挂着书架，桌子底下垫着砖头。我们一家三口，餐桌上经常有咸菜和豆腐。
那一年春天，黄家的人来家里提亲。黄老爷直接说，陶澍虽然出身普通，但很有才华，家里规矩好，人品也不错，打算把女儿黄德芬嫁给他。
陶家对彩礼的事没有提也没拒绝，陶必铨只是客气地说，感谢对方的好意，就这样答应了。
黄家这次联姻动作很快，其实是一场赌注。
黄德芬今年十四岁，刚从女子学校回家，已经能读会写，还能作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她父亲明白，读书不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好处，婚姻的关键在于对方的前途。陶澍很有才华，如果三年内能考上举人，黄德芬就能成为官太太，否则两家的关系就会中断。
黄家按照惯例给了礼金，陶家不敢动，全部封存了起来。
几个月后，陶澍没考中。
第一次参加县试结果不理想，名单公布那天，陶必铨一个人走了十华里路，亲手将姓名从村口公告的红帖上抹去。他一言不发，回家后仍然专心准备讲学。
黄家得知消息后，气氛有了变化。原计划年底举行的婚礼，因为黄夫人的一句“改日再议”而被推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黄家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陶家。
变数源于盐商吴家。
吴家在当地非常有钱，吴公子带着许多贵重礼物去见黄家，直接表明想要娶黄小姐。黄老爷想了想，觉得陶澍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既没有官位也没有势力；而吴公子却能拿出上万两银子，并且承诺会陪送十间店铺作为嫁妆。
黄家要毁亲，得找个理由。黄夫人说：“陶家太穷，配不上。”
黄家有个叫春兰的婢女，她十六岁了，从小就跟着黄德芬，读过书，擅长缝纫，性格文静，话不多。
她跪在大厅前说，如果老爷不想让女儿出嫁，她愿意代替女儿嫁人，认她做义女。
这句话帮黄家保住了脸面，黄老爷立刻决定换人。
春兰改名为黄德芬，被记入家谱。她的女儿借口去亲戚家看病，暂时躲了起来。这件事只有家里五个人知道，事后每人得到十两银子作为封口费。
陶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把婚礼定在了腊月初五。黄家没派来接亲的队伍，只是派了两个丫鬟、一辆破旧的轿子，还送了一封简短的信。
婚礼很简单，陶家人看着“黄小姐”脚上没有缠，手上还有茧，陶必铨问：“黄家的小姐怎么打扮成这样？”春兰低头不说话。
陶澍什么都没多问，只是平静地说：“我娶的是德芬。”
春兰嫁给陶澍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打扫院子，再去井边打水，接着准备一家人的饭菜，洗衣服。到了晚上，她会点上油灯，陪陶澍读书，偶尔还会帮他磨墨和抄写文章。
她不擅长写诗，也不擅长弹琴，但是她非常擅长保持家里整洁有序。
那个季节，陶澍的手上起了冻疮，她用姜水泡手，因为油贵，她就用做饭剩下的油煎药。
陶澍不在乎她的背景，也不打听黄家的事情。
春兰明白，这段婚姻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她从未奢望过陶澍会喜欢她。
贫穷夫妇，携手应对难关
陶澍在结婚的第三年又一次没能通过考试。
在1801年，安化县遭受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价格飞涨。陶家的学堂因此停办，已经三个月没交地租了。债主纷纷上门讨债，陶必铨卖掉了家里的书籍，但仍然不够还债。
春兰拿出了唯一那块绣花手帕，说道：“拿去当了吧，凑合着用几天。”
她并非客套，确实只有这一样东西还算值钱。陶澍没说话，把帕子收好放进袖子里，然后去了集市。
回到家，他把换来的米煮成了粥，两个人一起吃了一锅，整个屋子都暖和了一整夜。
第二年春天，陶澍又一次去京城参加考试。他带来的旅费是春兰制作的手工艺品卖来的钱。春兰缝制了六双鞋子和四件冬装，卖完后才筹到了十两银子。
她临走时仅仅交代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
陶澍那年二十多岁，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整个过程历时三个月，分为初试、复试和殿试三个阶段，难度层层递增。到了三月十八日，考试结果终于公布。
陶澍在高中时期考中了进士，位列第二等，并被特批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职务。
回到家乡宣布好消息，方圆百里都知道，安化书院贴出榜文，说陶澍是当地最厉害的人物。
嘉庆皇帝接见新上任的官员，陶澍进宫时，领口微微露出黄色，他所穿的礼服是临时借来的。他低着头应答，交谈时间不长，但内阁主管已经将他的表现记下来了：表现镇定，说话条理清楚。
朝廷的任命文书很快就下来了，需要填写家庭背景和妻子的情况。陶澍回到家后，拿出文书，问春兰：“你确实是黄家的姑娘吧？”
春兰想了好久，才说：“我是春兰，以前是丫鬟。”
陶澍轻轻扫了她一眼，那时夜风猛烈，房门发出吱呀声，他沉默不语，只是在文件上写下春兰的名字：“妻子黄德芬，女，黄家义女。”
没有揭穿，也没有更正，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过“春兰”这个名字。
陶澍上京任职，春兰陪他同行。她穿着简单，不善言辞，坐在车里，怀里抱着一块旧布，准备用来做鞋底。
两江地区的最高官员，一品官的妻子
1805年，陶澍前往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的职务。
刚到翰林院，他在西长安街的一条窄巷里租了一间边房。房子漏水，地面潮湿，晚上得烧木炭取暖。春兰在屋内生火做饭，还用旧布遮挡窗户。
翰林院的工作挺复杂的，主要就是整理文献、抄写资料、核对文字。陶澍觉得这些工作不累，每天都坚持工作，空闲的时候还会抄写《资治通鉴》的前十卷，当作练习。
在嘉庆年间，官场上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清廉的官员变得非常少见。陶澍能够被后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敢于说实话。
在清朝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位名叫陶澍的翰林院编修，他向皇帝上书，批评了当时买卖官职的现象。他的这份奏章非常大胆，内容尖锐，其他官员都不敢提出这样的意见。皇帝看过后，只批示了一句：“把这个记录在尚书房的档案里。”
陶澍从翰林院起步，逐步升职，两年后担任户部主事，接着被调到湖广总督衙门，担任幕僚，负责处理漕运案件。
1814年，陶澍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负责法律审查工作。他重新审理了“黄河案”和“银票案”这两起旧案，处理得当，没有冤枉任何人，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和表扬。
在这十年里，陶澍的工作生涯非常清廉，他的工作成绩也很出色。他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从不举办宴会招待客人，也不收任何礼物。
在1830年，道光皇帝召见了陶澍，并任命他为管理两江地区的最高官员，同时给予了他太子少保的荣誉头衔。
这一年，陶澍已经五十岁了，他担任着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职务，负责江苏、江西、安徽三个地方的管理工作。他的任务包括治理水患、管理税收、整顿军队和清除盗贼，工作非常繁忙。
陶澍上任三天后，就取消了运河上的三十六个征税点，这项改革每年能节省一百六十万两白银。
继续完善水路运输系统，实行由政府监管、民众参与的模式；在南京设立铁器铸造厂；查出七十六名贪污官员，其中三十二人被解职。
江南的民众赠予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不畏强权，直言敢行。”
陶澍不建自己的祠堂，也不接受任何匾额，他在回信中说道：“为百姓做事，不必留名。”
这一年，春兰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圣旨由礼部送到南京的督署。春兰接到诏书的时候，身上还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麻布背心，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头上也没有戴任何装饰。
陶澍让人转告：“她不在家，不接客。”
三品以下的所有夫人们纷纷前来拜见，却被婉拒了。督署的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说这位夫人其实是个义女，以前曾是别人的丫鬟。
陶澍听了，只是说：“她是黄家的女儿。”
多年后，左宗棠通过引荐进入官场，他曾记下陶澍说过的话：找伴侣时，不必过于在意家庭背景，最重要的是看个人的品德。
春兰平时就负责打理家里的事情，从不插手外面的事，也很少出门。家里有上百口人，但从来没人见过她发火。到了晚年，她还是每天起得很早，亲自安排家务。陶澍晚上回家时，她总是亲自给他温酒。即使有时候病得很重，她也不愿意让丫鬟帮忙伺候。
陶澍让人重新修缮祖坟，把春兰的父母并排放在旁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配黄氏。”
真正的小姐最终的命运往往是多舛的。
黄家的小姐嫁给了吴家的二公子。
吴家早年靠制盐发家，经常在晋商的路上做生意，家里财富多到能超过县里的官府。黄德芬嫁入吴家时，带来的嫁妆极其奢华，包括三套金首饰和九套银首饰，还有由十六个人抬的大轿，一时之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结婚没多久，吴家因为偷偷卖食盐被查了。吴家的儿子也因此被牵连，逃亡中被押回长沙，最后死在了牢里。黄德芬成了寡妇，当时她才二十岁，既要守寡又要抚养儿子，家里的财产也被同族的人占去了。
她离开了那座豪华的大房子，靠卖珠宝来养活自己，住在一个小巷里的破旧小屋里，冬天冷风直往屋里灌，夏天雨水又会积在屋内。她没有回过娘家，也很久没写信了，她的父母已经把她当作了被遗忘的孩子，没有人再来看她。
陶澍返乡之际，亲自接待来访的客人。
随行的人递上五十两银子，说是“旧日情谊的礼物”，黄德芬礼貌地谢绝了。她知道春兰如今已是地位不低的诰命夫人，因此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自己不值得得到这些。那天晚上，钱被偷走了，第二天早上，邻居发现她已经自杀，跳井了。
陶澍得知这个消息后，没有说什么，只是吩咐在地方志上写上：那位老朋友的女儿，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春兰听说此事后，整晚都在烧纸，一言不发，只是独自坐在灯光下度过了一整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