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在晚年，常于小型聚会上或家中接待宾客时，佩戴一顶精致的维吾尔族花帽。这顶帽子，由新疆人民赠予，承载着他们对邓力群的无限热爱。邓力群对这顶帽子情有独钟，亦体现了他对新疆及新疆人民的深厚情感。新疆各族人民对邓力群的敬爱，邓力群对新疆的深情厚谊，皆源自他为国家在新疆的和平解放与稳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央选定邓力群
1949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大变。随着解放军进军的脚步，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抓紧筹备建立新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新疆也有少数分裂势力，试图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之机，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的主要阴谋，就是搞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分裂，但当时他们的统治大势已去，顾不上这些了，仅仅向国民党西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表示，要反对分裂，再就没有具体指示了。当时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势力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马鸿宾，青海兵团司令马继援，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等。他们手中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他们的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他们虽然不赞成分裂，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口头上不公开表示赞成分裂，在实际行动上，却打算与搞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残喘，日后再另寻他图。而新疆分裂势力手中缺的就是军事力量，他们也想与马氏军事集团合流，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搞分裂。
邓力群晚年回忆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忆依然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
毛泽东以其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果断调整了原定于1950年再次进军新疆的计划。他下令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率领部队加快向西北推进的步伐，全力以赴，坚决剿灭属于国民党的马氏军事集团的主力。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运输工具，解放军进军新疆不仅要与素以勇猛著称的马氏军队展开激战，还需穿越人迹罕至的河西走廊，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而艰巨的。在此期间，新疆局势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
为确保新疆的顺利解放，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派遣一位能力出众的干部赴新疆履职，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肩负起代表党中央、洞察新疆实情、推动新疆和平解放以及协助解放军进军新疆的重任。这一任务无疑艰巨繁重。党中央选中了当时正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的邓力群同志前往新疆。
邓力群虽未曾履任新疆职务，且年方三十余，却意外被选中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肩负代表中央赴新疆的重任。这一决定基于以下三大关键因素：首先，邓力群自投身革命以来，历任多职，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拥有卓越的远见卓识，擅长洞察问题本质，政治素养深厚，组织力出众。其次，他深受中共中央的信赖。1949年，刘少奇代表中央秘密访问苏联时，特选邓力群为访苏代表团的政治秘书，足见其信任。再者，邓力群当时正随刘少奇访问苏联，身处莫斯科，直接前往新疆既方便又隐蔽，且能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相较之下，若从内地派遣人员，路途遥远，风险众多，耗时良久，而新疆问题则刻不容缓。鉴于此，中共中央选择邓力群赴新疆，无疑是明智之举。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伊宁市。同年秋季，中共中央委派邓力群担任中央特派员，前往伊犁地区与三区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并诚挚邀请该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是王稼祥首先找我谈话，并交代了任务。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出发之际，刘少奇又特地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非常严肃地叮嘱我：‘你此次前往新疆，虽然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出现，但主要任务是搭建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抵达当地后，务必全面了解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尤其要注重收集敌、我、友各方军事资料。整理这些信息后，应及时、系统地上报党中央。在整个任务执行过程中，无论大小事宜，都必须请示，未经党中央指示，不得擅自发表言论，更不能擅自作出决定，这是纪律所在。’”
“在与刘少奇谈话之后，他安排有关同志拨给我三四万卢布作为行动经费。启程之际，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同志还特地向我介绍了新疆三区的相关情况。”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从莫斯科秘密启程前往新疆，实则肩负着与新疆各政治势力接触、争取和平解放的特殊任务。抵达新疆后，他还承担了建立“力群电台”的重任，以保持与中共中央的紧密联系，并及时汇报情况、接收指示。为确保电台的顺利运作，中央额外配备了三名随员（包括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和一名机要员）。四人团队在苏联政府的协助下，经阿拉木图抵达新疆伊宁，于1949年8月15日当天便搭建起“力群电台”，次日便向中共中央发送了电报，并与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一野彭德怀保持联系，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
成功争取三区
邓力群抵达新疆后，便对当地的政治态势进行了深入的宏观分析，并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先从争取新疆北部三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入手。因此，他抵达伊宁不久，便在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协助下，迅速与三区建立了联系。
邓力群将争取三区视为首要任务，这源于他对三区在解决新疆问题中关键作用的深刻认识。“三区”即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受中亚地区革命运动的影响，这三个地区的人民革命力量较早觉醒并迅速发展。1944年9月，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三区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并成立了临时政府。该政府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当时新疆的反动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加之西北地区受国民党马氏集团的控制，与延安的联系颇为困难，长时间未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力群深知，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在于争取三区。三区政权具有革命性质，拥有坚实的革命基础，三区政府及其领导人早已渴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争取三区的支持，这不仅是从易处入手，更将对新疆全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争取三区政府的关键，在于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表达对三区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这是反对分裂的关键一招。因此，邓力群抵达伊宁后，没有片刻休息，便立即投身于拜访三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他先后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汉族，当时为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职员，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等人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向他们介绍了当前中国的形势、共产党对新疆的政策，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总方针。邓力群的谈话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数十年后，邓力群回顾起与三区领导人的谈话，感慨地说：“他们向我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地处偏远的新疆三区，并派人来此联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他们还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协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所需材料，并介绍各方面的负责人与我交流。阿合买提江还特别表示，在这次谈话之后，他还将与我进行更详细、全面的谈话。”
邓力群特别关注对三区民族军司令员伊斯哈克伯克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工作上的便利——邓力群及其三位助手便居住在伊斯哈克伯克的宅邸之中。伊斯哈克伯克是一位思想前卫的革命者，与邓力群志趣相投，对待他们极尽礼遇，安排他们入住西侧的居所，并设有专人负责烹饪与送餐至房间，对他们的工作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在他家中设立了“力群电台”。此外，伊斯哈克伯克在当地军队中拥有实权，争取他的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中央领导：我等四人于八月十四日晚上九点（莫斯科时区）抵达伊犁。目前尚未与当地负责人取得联系，预计明天或后天将能完成对接。请问中央对我当前工作的指示是什么？请电告。”次日早上，邓力群收到中央回电：“邓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的两封电报均收到。（一）请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伊犁当地领导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指派五位代表参加九月中旬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其中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代表各一位，并有一位汉族代表担任翻译。新政协筹备会的邀请书将另行电告。（二）你应立即按照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开展工作，向特区领导汇报情况，但不宜发表个人意见。（三）之前由董老派出的彭长贵，化名王南迪，于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受董必武派遣，携带电台与阿合买提江等人一同抵达南京参加国民党‘国大’后，又经迪化抵达伊宁，负责新疆三区与中央的电报联系。由于所携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成功接通。若你已见到他，或遇到他，请给予鼓励，并鼓励他安心工作。”
邓力群在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随即遵照中央的指示投入工作。他不仅与三区的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还积极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不久，他便与三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新疆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以及当地一些上层人士达成了共识，共同致力于和平解放新疆，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三区政府的这一立场，对于孤立分裂主义分子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确保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定新疆新政协代表人选
邓力群肩负的重任之一，便是挑选新疆地区的代表参与新政协的组建。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筹备召开新政协大会的过程中，中央便已考虑到新疆应有代表参与；而新疆地方的政治势力亦在考虑派遣代表加入新政协。代表的选定，不仅关乎新疆的稳定，更与祖国的统一紧密相连。这一重任，最终落在了中共中央代表邓力群的肩上。邓力群对此早有深思熟虑。早在8月16日，他就向中央发出了第二份电报，提议尽快确定出席新政协的新疆代表人选，并提出了具体的沟通方式：“我建议以政协筹备会的名义，通过正式的电报发出邀请，由我转交，以彰显其郑重性。”对于邓力群的建议，中共中央迅速复电，表示同意。
邓力群敦促新疆三区负责人尽快拟定一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及其简历，并将名单转呈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新疆三区负责人最终确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及阿山专员达列力汗四人代表三区，此外，迪化的罗志亦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一同前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在邓力群接手名单及简历后，他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和评估，认为该名单能够充分反映新疆各界的利益，代表人员均为进步力量，三区提出此名单亦彰显了三区领导层与中共中央同心同德，坚定捍卫国家统一，其人选可信赖。随后，他通过电台将此名单上报至中共中央。
三区负责人在提出名单之际，亦提出一项请求：他们抵达北平后，期望政协能指派一位深知其民族风俗的专人予以接待，以期减少因民族差异可能引发的误会。邓力群对此表示欣然同意。随后，众人共同商议，决定在新疆五名正式代表的基础上，额外携带三名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北平。此外，还确定了新疆代表团将于8月20日自伊犁启程。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个时刻，毛泽东主席与邓力群等同志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赛福鼎·艾则孜先生、毛泽东主席、包尔汉先生、周恩来总理、邓力群同志以及德林先生。
此事达成一致后，邓力群迅速整理了谈话纪要，着手起草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回应，赞同邓力群与新疆三区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并同意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出邀请，邀请新疆的阿合买提江等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函经邓力群电台发送，由邓力群亲自转交。8月18日，邓力群电台收到了毛主席写给阿合买提江的邀请函。翌日，邓力群将邀请函亲自呈交给阿合买提江等人。阿巴索夫立刻将毛主席的邀请函翻译成维吾尔语，庄严地逐字逐句朗读给在场的所有人。邓力群回忆道，当读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他激动得无法自抑，声音也随之颤抖，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邓力群电台向毛主席复电，电文表达：“我们怀着无比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喜悦，并派遣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遗憾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在前往北平的途中，转道苏联，不幸于1949年8月27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地区遭遇空难，英勇牺牲。在新疆的邓力群于9月3日，才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获悉这一噩耗。他对于新疆失去五位杰出领导人的离世感到悲痛万分，同时，他亦意识到亟需迅速选出新的代表前往北平参与全国政协会议。邓力群随即与三区负责人紧急商议，挑选了新的代表。最终，新疆三区选出了三位代表：赛福鼎（阿合买提江离世后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阿里木江（塔城副专员）以及涂治（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三位代表确定无误后，邓力群于9月3日向党中央发送电报，请求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在得知新疆原定代表不幸遇难后，迅速发来唁电，表达了对遇难者的深切哀悼以及对家属的诚挚慰问。同时，中央同意邓力群及三区负责人新指定的代表迅速前往北平。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三人于9月7日乘坐苏联提供的飞机，从伊宁起飞，经苏联抵达北平，并于15日抵达。他们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赛福鼎更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紧邻毛泽东站立，参与了开国大典。此后，毛泽东与赛福鼎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促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三区之际，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关键时期。在投身三区工作的同时，邓力群紧密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开展了诸多工作，具体包括：首先，他通过三区领导人获取了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军事动态及其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并及时将这些信息上报中共中央，为第一野战军向新疆的进军和连续作战，以及先后击败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部队和马家军的主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借助苏联驻迪化（现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及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邓力群掌握了迪化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包括7月前的兵力部署、军事调动和团长以上军官名单，经过整理后，将这些信息电告中央，使得中共中央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了解国民党在新疆的军队状况。第三，邓力群通过多渠道了解国民党在新疆驻军首脑人物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并及时向中央汇报，确保中央对新疆国民党军队高级官员的动向和内部矛盾有深入了解。最后，他还对张治中在新疆的影响力进行了调查，并向中央提交了相关报告，供中央参考。
在历经一野的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及宁夏战役的辉煌胜利，先后荡平胡宗南部在西北的主力、马步芳集团的核心力量以及马鸿逵集团的主力之后，国民党在新疆首府迪化及诸多战略要地仅剩的七万余名军队，已然沦为孤立无援之师。在这支孤立无援的国民党军队中，多数高级将领渴望率部起义，以捍卫国家统一。然而，他们对于共产党针对他们的政策仍存有疑虑，担忧起义后个人利益受损，因而热切期盼得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示。与此同时，在国民党新疆驻军的高级将领中，亦存在少数坚决主张顽抗到底者，他们的立场对起义行动构成了制约。
◆邓力群
邓力群通过阿合买提江、彭长贵以及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多方渠道，深入了解了张治中与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密切关系，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已决意留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的张治中，对新疆国民党守军高层，尤其是与张治中在保定军校同期、关系亲密的国民党军主要领导人陶峙岳，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邓力群于8月20日，将相关情况及个人分析电报至中共中央；9月2日、3日，他连续向中央汇报了张治中对新疆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对邓力群的报告及建议予以采纳，这也是他于9月8日亲自邀请张治中负责新疆国民党军队工作，力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至1949年9月初，邓力群深信，随着新疆军事与政治形势的演变，其前往迪化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进行团结争取工作的各项条件已然成熟。他随即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请示是否前往迪化的事宜。鉴于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邓力群赴迪化，以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争取工作。中共中央回电指示：“命邓力群率电台即刻进驻迪化”。正值三区五名主要领导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又新增派三名主要领导人前往北平，导致三区领导力量显著减弱，邓力群因此成为稳定该区局势的关键人物。尽管如此，三区领导人仍不希望邓力群前往迪化。然而，为了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邓力群必须前往迪化。为兼顾两头事务，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议，承诺自己抵达迪化后，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与伊犁之间。邓力群将此情况上报中央，中央亦赞同了他的意见。
在邓力群启程前往迪化之前，他接到了中央转发的张治中于9月10日发给陶峙岳与包尔汉的电报。电文中，张治中敦促二人“严密部署，果断行动”，并率领所属部队举行起义。
紧随其后，邓力群收到了中央转发的张治中于9月11日单独发给陶峙岳的电报。电报内容详尽地询问了国民党军各派别势力的具体状况，并对起义事宜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指导意见。
邓力群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接收张治中两封电报的相关情况，并表示“相关原文将随我一同前往迪化”。
9月13日，毛泽东同志亲自草拟了一封致邓力群的复电，该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布。电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批准你前往迪化停留一周，随后根据实际情况在迪化与伊犁之间往返。（二）在与迪化当局的会面中，你需将张治中致陶峙岳、包尔汉的两封电报原文亲自转交，并告知陶、包二人，他们应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商讨解决新疆问题的和平方案。若陶峙岳本人愿意或派遣代表前往，你应与友方协商，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提供飞机将陶峙岳或其代表送往兰州。张治中在新政协会议结束后也将前往兰州与陶峙岳会面。若陶峙岳本人愿意前往或派遣代表，你应与友方商议，并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提供飞机。（三）陶峙岳所辖部队应继续在原县驻防，避免进行大规模调动和集中，待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后，再根据需要分别接防并进行调动和整编，以维护当地秩序稳定。
此电报实为毛泽东所发，旨在授予邓力群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授权，使其能够直接代表双方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沟通与合作。
9月15日午时，邓力群携一译电员搭乘飞机抵达迪化。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以及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均亲至机场迎接。鉴于邓力群的安全考虑，包尔汉特意将他安置于自家宅邸，并与其同住一室，周边亦加强了安保措施。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关于陶峙岳与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管辖的新闻报道。
邓力群抵达迪化后，第一时间将张治中的电报转交给了陶峙岳与包尔汉。随后，他与包尔汉、陶峙岳及其他进步人士展开了交流，旨在传达我党旨在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与政策，并期望他们能够迅速组织起义。陶、包二人回应称，和平起义并无异议，但需进行一定的筹备，起义的具体时间可以适当推迟。邓力群随即电告中共中央这一情况。毛泽东的意见是，应等待对方充分准备后再行起义。
陶峙岳与包尔汉在商议了各自的计划之后，共同决定向张治中发出一封电报。鉴于二人已与张治中失去了联络，他们便将精心拟就的电报文稿委托给邓力群代为转发。邓力群欣然应允，同意将电报发往张治中。
陶峙岳与包尔汉在向张治中发出电报后，便迅速投入到起义的筹备工作中。与此同时，他们对起义成功后的相关事宜也进行了深思熟虑。9月18日，陶峙岳与刘孟纯代表二人，将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交给邓力群，并请求其转呈中央。邓力群审阅后，询问这份意见书是否为新疆实现和平转变的先决条件。他们明确回应，转变是无条件的。这份文件并非新疆实现转变的必要前提，而是他们就转变成功后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至于哪些建议被采纳，哪些被舍弃，最终的决定权在中共中央手中。
翌日，即9月19日，包尔汉再度亲自出面，将一封致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了邓力群。电报中明确表达了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的坚定决心。
邓力群向中共中央上报了陶峙岳、刘孟纯提交的《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以及包尔汉发来的电文。毛泽东在接获陶峙岳、刘孟纯的文件后，显得格外欣喜，尤其是收到包尔汉的电报后，喜悦之情更甚。他在23日给包尔汉回电称：“新疆局势的转机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全仗贵主席的大力推动，期待您能广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人士，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行动相互配合，共同为解放整个新疆而竭尽全力。”
在张治中回复电报之前，邓力群提议陶峙岳直接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共同商讨起义的相关事宜。陶峙岳采纳了此建议，并于9月18日派遣第八补给军区司令员曾震五前往兰州，作为陶峙岳的使者，亲自拜会彭德怀。
在兰州与彭德怀会面，代表陶峙岳进行和平起义谈判之际，迪化的邓力群对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局势进行了全面考量。他深知，要想顺利促成驻新疆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必须首先解决军队中的顽固分子。然而，在处理过程中，又需避免采取强硬手段，以防矛盾升级，干扰起义的和平进行。因此，他提出了“遣送”顽固分子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顽固分子被妥善安排出境，从而确保了起义的顺利进行。
步入晚年的邓力群，常以一顶维吾尔族花帽点缀，这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他内心深处对新疆及新疆人民那份深厚情感的真实写照。
“自即日起，我们与广州政府断绝一切联系，全心全意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声明以及国内和平协定。全军将坚守原防，维护地方秩序，并等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
9月26日，包尔汉亦率领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发表起义通电。在陶峙岳与包尔汉发布起义通电后，他们又联名发布《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号召新疆全省军民团结一心，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确保新疆局势的稳定。
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通电送达中共中央后，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致信二人，表示：“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的反动残余政府，投向人民民主阵营，并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以及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种态度与全国人民的意愿相契合，我们深感欣慰。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与地方秩序，并与即将出关的人民解放军携手合作，废除旧制，实行新制，共同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
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宣布和平起义，听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既结束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使新疆和平解放，也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问题，使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邓力群在争取新疆和平解放中立下的功劳，也被新疆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