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季，时年22岁的北京市东四区团委副书记王蒙——日后荣任我国文化部部长、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其首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林震，一位年仅22岁的共产党员，性格纯真、充满热情，怀揣着远大的理想与勃勃的干劲。然而，当他带着对未来的神圣憧憬，从一所小学转至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工作后，却意外地发现，身边的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人，竟是那些对生活丧失热情与敏锐感知、对人民缺少责任担当、对工作毫不讲原则的官僚主义者和腐化分子。他们的缺点如同灰尘般弥漫在工作的成绩之中，虽能察觉，却无法捉摸……这一幕幕让林震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困惑。
小说一经问世，便在社会各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与辩论热潮。《文艺学习》杂志收录了超过1300篇读者评论，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对这部作品的讨论。一部分读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赞扬王蒙描绘了生活的真实复杂与混沌，甚至有人高呼“林震是我们的楷模”；然而，另一部分读者则情绪激动，纷纷发表文章质疑，为何新中国的区委会会如此不堪，特别是在首都北京，这样的作品难道不是在损害党的形象吗？即便是曾经因挑战“红学权威”俞平伯而名声大噪，并获得毛泽东支持的“小人物”李希凡，也在《文汇报》上批评王蒙将党的组织、人员和工作描绘得过于黑暗。更有极端的声音，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王实味当年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将干部与群众间的正常等级和待遇差异视为“特权现象”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给王蒙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文艺领域的这场辩论迅速吸引了毛泽东的瞩目。然而，他所关注的并非仅仅是一篇小说，而是以政治的视角去审视这一议题。
毛泽东常论及文艺话题，却鲜少直接就文艺本身展开论述，往往是以“借题发挥”的方式展开。比如，他视《红楼梦》非单纯的故事，而是封建社会衰败的缩影；《金瓶梅》则描绘了“宋朝的真实社会面貌”，揭示了封建统治的弊端，以及统治与被压迫阶层之间的矛盾……皆以文艺为切入点，进而引发深远的政治见解。对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毛泽东亦是将其放置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评价。
“那些反对王蒙的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还曾出过王明、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有官僚主义？王蒙批评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他指出，尽管小说存在不足，但其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1957年2月26日，在号召全国人民协助我党开展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议上提出，尽管王蒙的作品在揭露官僚主义方面“不够深入，却颇具价值”，但作品存在偏颇，对正面积极力量的描绘不足，并要求进行批评。同时，毛泽东强调，王蒙作为新生力量，应予以保护，对其批评文章并无保护意图。他赞誉王蒙为有潜力的年轻才子，认为难得一见。毛泽东还指示周扬将上述两点意见直接告知王蒙。此外，毛泽东还对李希凡提出批评：“难道中央机构在北京就不会出现官僚主义吗？”他指出，李希凡在高级机关任职，成为政协委员，享受党的待遇，听从党的指挥，却导致其文章缺乏活力，难以吸引读者。特别是批评王蒙的文章，前半部分甚至让人难以理解。
在阐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对王蒙所受的批评是不恰当的。他强调：“有人声称北京不存在官僚主义，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北京的城防坚固，官僚主义现象自然也不少。目前，王蒙正面临一些同志的围攻，尤其是军队中的几位，这简直是大规模的围剿。我必须站出来为王蒙辩护！”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如同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与毒草并生。”
遗憾的是，即便在毛泽东屡次“庇护”之下，王蒙最终还是被定为了右派。
【转换失败】：当时，在对是否将王蒙划为右派的问题上，中宣部和王蒙所在的共青团北京市委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起初，中宣部认为王蒙虽然存在着不足，但毕竟才二十几岁， 又很有才华， 如果有缺点还是应该以帮助为主，何况他的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所以，主张按“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但团市委却不同意，他们几次派人到中宣部找周扬和副部长兼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交涉，坚持说：王蒙的问题不是一部小说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思想上存在着很多对党不满的错误思想，并且与刘绍棠、林希翎等著名右派往来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中宣部只好表态“尊重所在单位的意见”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然而，尽管王蒙成功避开了“反右运动”初期那波“戴帽”的高潮，却还是在半年之后，不幸被定性为“右派”。
从王蒙戴上“右派”帽子的事件中，我们得以窥见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以及他迫切希望通过广泛动员群众力量，对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批判，利用政治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并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愿景。然而，这一切无疑引发了后人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