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至1961年，我国历经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各地普遍遭受严重饥荒之苦。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央领导人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1961年1月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发出号召，要求他们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尽管身患疾病，仍毅然决然地决定返回故乡闽西，实地开展调研工作。
邓子恢
邓子恢之所以决定重返闽西，一个关键因素是他近期收到了众多来自当地的干部和民众的来信。信中频繁提及的是家乡饿殍遍野的惨状。这些信件深深触动了他，他对家人感叹道：“眼见亲人逝去，简直是浪费了人民的血汗！”
“革命之路靠的是谁？难道不是靠广大的民众吗？若非他们送来粮食，我们岂不是要靠西北风生活！如今他们面临困境，我们更应该亲自去关心和帮助他们。”
“您难得回家一趟，理应受到妥善招待。往昔您回来时，我还能以白米饭相待，然而今时不同往日，白米短缺，我无力以更丰盛的佳肴招待您，这便是我家中所能提供的最好之物，还请您享用。”
邓子恢手捧那碗蕉芋粉，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伤。新中国成立已有十余载，而老区的人民依然生活在饥饿之中，这使得他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倍感愧疚。尽管当时他饱受糖尿病之苦，且医护人员屡次劝阻，但他还是含泪饮尽了这碗饱含老区人民深情厚谊的蕉芋粉。在场的群众亦被深深感动，纷纷泪水盈眶。
邓子恢与民众
邓子恢通过此次调研发现，人民公社在土地管理方面存在显著缺陷，面对这一棘手问题，他感到颇为困扰，不知如何着手解决。
邓子恢的家中管理员，刘志龙，原籍安徽省全椒县。一日，刘志龙的亲属来访邓宅，邓子恢便借此机会询问其家乡的近况。这位亲属便向邓子恢介绍了安徽省正在推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提及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热情。
邓子恢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年五月，他特地赴合肥进行考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邓子恢详尽地阐述了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实际情况。曾希圣如此描述：“目前，安徽省有39.2%的生产队实施了责任田制度。这些实施责任田的生产队，社员们的责任感显著增强，生产热情普遍高涨，产量也随之提升，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满意。”
曾希圣
邓子恢听闻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热情地鼓励曾希圣道：“你们的举措颇佳，我完全支持！”
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安徽实施的“包产到户”制度进行了严厉批评，此举导致时任负责人曾希圣被免职。不久，邓子恢接到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信中提及，自1961年3月起，他们开始尝试实行责任田制，当年粮食产量便增长了18.3%，此举受到了基层干部与民众的热烈欢迎。武念慈在信中恳切请求中央对他们的试验进行调查，并继续支持“责任田”的实践。
“我宁愿承担错误的风险，也要强调田间管理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好处。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甚至夜晚也带着灯光辛勤劳作！”
聆听完王观澜的汇报，邓子恢对安徽的“责任田”模式愈发感到赞叹，认定这是一个创新之举。于是，他决意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此事。然而，他的妻子陈兰却担忧毛泽东未必会采纳他的意见，便劝慰他：“主席去年才刚刚对你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不如就此收手，见好就收。说话要谨慎，行事要稳重。”
邓子恢和妻子
邓子恢坚定地表示：“我所言均为事实，立足坚实，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无需担忧。”
历经千年的包产到户政策，是否还需继续实施？若是继续推行包产到户，恐怕不久便会出现雇工和纳妾的现象！为何你再次动摇？波兰虽推行自由化，却还不敢解散集体合作社。
邓子恢却坚定地表示：“实行包产到户并非意味着解散合作社。”
在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交谈之际，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步入房间。柯庆施显然对毛泽东的立场表示赞同，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实行责任田，实则削弱了集体经济，这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
毛泽东、柯庆施
邓子恢闻言，心中预感不祥，深知自己已无法说服毛泽东。
8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存在一股倾向个人单干的风潮，而且随着级别上升，这种现象愈发明显。”同时，他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过于自信，谈话中始终未能接受他人意见。他甚至还提出要尝试一番，可我们的中国农民不已经在实践中探索了几千年了吗？”
在毛泽东明确表态之后，众人均噤声，唯有邓子恢仍旧坚定地表示：“工业实施责任制可行，农业田间管理为何不能？责任制本身并不触及所有权问题，土地依旧属于集体，只是超出部分可归个人所有，这并不妨碍集体经济的继续发展。”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予以批示，对邓子恢予以严肃指责：
邓子恢同志的信念出现了动摇，他对形势的判断变得异常悲观，几乎陷入一片黑暗。在此背景下，他大力倡导包产到户。显而易见，他依旧站在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因此犯下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
邓子恢
在1962年10月5日，中央决定撤销农村工作部，随后，邓子恢同志被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接到调动通知后，邓子恢同志主动拜访了毛泽东主席，并向他提出了辞去党内外所有职务的请求，希望能回故乡安享晚年。然而，毛泽东主席并未答应他的请求。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被安排至广州休养。
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不幸辞世，临终之际，他仍念念有词：“包产到户，并无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