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江青舍弃“蓝苹” 艺名与 “李云鹤” 学名，从唐诗中汲取灵感改名 “江青”，以此宣告全新的革命起点。
在聆听毛泽东演讲后，她主动写信请求当面请教，两人的首次交谈竟持续两小时。
江青在党校的学习生活如何展开？
她与毛泽东的后续交往又将引发怎样的故事？
1937 年 7 月下旬西安的天气酷热难耐，大街小巷弥漫着尘土的气息。
江青身着朴素的衣物，匆匆穿行在西安的街头。
她按照党组织负责人的指示，要去寻找陕西省立北大街幼稚园的主任徐明清。
此时的徐明清正忙于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的事务。
她曾在1935 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中度过了艰难的时光，后经组织重新安置，成为了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江青找到了徐明清，两人见面后徐明清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江青。
此时的江青虽历经旅途奔波，但眼神中仍透露出坚定与渴望。
徐明清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江青的肩膀，示意她跟自己走。
她们来到了西安七贤庄的中共中央办事处。
这里戒备森严，气氛庄重。徐明清带着江青走进办事处，见到了负责人博古。
博古坐在简陋的办公桌前，面前堆满了文件和资料。
他抬起头目光深邃地看着江青，询问了她的经历和来意。
江青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博古听后沉思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同意她前往延安，并安排她入住办事处等待机会。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江青住在办事处的一间小屋里。
夜晚她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星空，心中思绪万千。
她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起了自己在上海的经历，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艺名“蓝苹”。
她觉得那个名字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来到这革命圣地，她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更能体现自己革命决心的名字。
于是她开始思考自己的新名字。
她想到了唐朝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句诗意境深远，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觉得“江青” 这个名字简洁而有力，寓意着自己将如江上的青峰一样，坚定地矗立在革命的道路上。于是，她决定将自己改名为 “江青”。
8 月终于等到了前往延安的机会。江青搭乘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从西安出发。
同行的还有一些前往延安的革命同志。卡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尘土飞扬。
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车辆无法通行。
众人无奈只好改为步行。
江青从未走过如此艰难的道路，她的鞋子和裤腿上都沾满了泥巴，但她没有退缩，始终坚持着。
经过艰难的行程，他们终于抵达了洛川。
此时的洛川，正召开着政治局扩大会议。
江青到达洛川时会议还在进行中。
她站在会议室门外，心中既紧张又激动。
她深恐在领导们面前出丑，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不久会议结束，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们全体都出来问候她。
江青紧张地走上前去，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
她能感觉到领导们的手是温暖而有力的，这让她心中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坐在车厢里，搭便车同行。
一路上她看着窗外的景色，心中充满了对延安的向往。
到达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姓名时，她正式使用了“江青” 这个名字。从此，“江青” 这个名字便开始在延安的土地上流传。
然而江青来到延安后，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当时负责审查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他看着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材料，眉头紧锁。
他对江青说：“你的党籍恢复申请，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不能轻易批准。”
江青听后心中十分焦急。她知道，党籍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江青在招待所里度过了9、10 两月。
这两个月里她心情低落，但始终没有放弃。
终于在10 月，她的入党介绍人黄敬来到了延安。
黄敬找到审查人员，为江青提供了证明，证实江青确实在1933 年 2 月加入中共。
徐明清也从西安来到延安，但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以及她曾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和加入过共青团，无法直接证明她的党员身份。
最终在黄敬的证明下，江青的党籍问题得以解决。
1937 年 11 月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 12 班学员。
在党校里江青努力学习，她深知自己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有待提高。
据同学回忆，江青在党校期间总是认真听讲，积极做笔记。
在党校期间江青聆听了毛泽东阐述哲学思想的演讲。
由于对哲学了解尚浅，听讲很吃力，她便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
当晚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毛泽东演讲的敬佩之情，以及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她在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今日听了您的演讲，让我受益匪浅。但我在思想上还有许多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当面教诲。”
周日午后江青如约来到毛泽东的居所。
毛泽东见到江青后，微笑着说：“你能主动提出问题，这很好。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江青起初很紧张，但毛泽东亲切和蔼的态度让她很快平复了情绪。
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期间江青反应敏捷，不时为毛泽东倒茶，还认真地记录着毛泽东的每一个观点。
后来秘书前来报告主席该去开会了，毛泽东送江青到门边，微笑着说：“再见！有问题随时问。”
此后江青经常在周末前往毛泽东的居所，毛泽东有时会留她共进晚餐。
每次用餐前江青都会主动帮忙准备餐具，毛泽东需要翻阅书籍时，她也能迅速取来并翻到指定页面。
毛泽东则会关心江青的学习情况，耐心地为她解答各种问题。
1937 年 11 月中旬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学员赴延安周边农村开展社会调查，江青与同班组 3 名学员被分配到延川县文安驿镇。
出发前党校教员王若飞对学员们强调：“调查要摸实情、听真话，不能摆架子，要真正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状况。” 江青将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随身携带。
抵达文安驿镇后，江青等人住在村头的破旧窑洞，与村民同吃同住。
她每天清晨跟着农户下地，学习耕地、播种，傍晚帮着农户推磨、喂猪。
起初村民们见她是从延安来的“干部”，说话做事都很拘谨，不愿多说心里话。
江青发现后主动减少提问，而是默默帮农户干活，遇到农户有困难就主动搭把手。
村里的张老汉家缺耕牛，江青就和学员们轮流帮他家拉犁；李婶家孩子生病，她步行10 里路到镇上请医生。
一周后村民们渐渐放下戒备，愿意和江青交流。
江青白天记录村民反映的粮种不足、农具短缺等问题，晚上整理调查笔记，还帮村里的孩子们教识字。
在调查过程中她发现当地很多妇女因为缠足无法下地干活，便结合在西安接触的妇女工作经验，向村妇联提议开展放足宣传。
她还协助村妇联举办扫盲班，动员20 多名妇女参加学习。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江青带领小组完成了近万字的调查报告，详细列出了当地农业生产、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增设农具修配点、推广优良粮种等建议。
这份调查报告被党校评为优秀调查成果，在学员中传阅。
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江青重新投入党校学习。
她深知自己理论基础薄弱，除了上课认真听讲，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教员和同学请教。
党校图书馆的藏书有限，她就主动向其他学员借阅书籍，遇到不懂的理论术语，就逐一记在本子上，找机会向党校的理论教员请教。
一次她在学习《矛盾论》时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的关系理解不清，专门在课后找到教员艾思奇请教。
艾思奇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举例说明如何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江青认真记录，反复琢磨，直到完全理解。
12 月初中央党校举办理论学习交流会，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发言。
江青提前准备了发言稿，结合农村调查的经历，谈了对“理论联系实际” 的理解。
她说道：“以前觉得理论很抽象，到了农村才明白，毛主席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空话，只有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理论才能发挥作用。”
她的发言结合实际，不空洞，得到了教员和学员的认可。会后艾思奇对她说：“你的发言有实践支撑，这就是理论学习的关键，继续保持。”
这一时期江青仍会在周末前往毛泽东的居所请教问题。
每次去之前她都会把一周学习中遇到的疑问整理成清单，避免提问杂乱。
12 月的一个周日，她带着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疑问来到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她来了便放下手中的工作，请她坐下。
江青拿出清单提出：“毛主席，我在学习统一战线政策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联合资产阶级抗日，他们之前不是压迫过工农吗？”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她：“你在农村调查时，有没有遇到地主和富农？他们对日军入侵是什么态度？”
江青回忆起在文安驿镇的经历，回答：“有几户地主虽然平时对农户比较苛刻，但提到日军，都很痛恨，还说愿意出粮支持抗日。”
毛泽东点点头，“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只要愿意抗日，我们都要团结，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再解决内部矛盾。”
江青听完恍然大悟，随即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
交谈结束后毛泽东留江青共进晚餐。
餐桌上只有一碟炒青菜、一碗土豆丝和两个窝窝头。
毛泽东边吃边问她农村调查的情况，江青详细汇报了文安驿镇的民生问题和村民的抗日热情。
毛泽东听后说：“农民是抗日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多为他们办实事，才能凝聚起抗日的合力。”
晚餐后天色已晚，毛泽东让警卫员送江青回党校。警卫员牵着一匹老马，江青骑在马上，一路与警卫员聊起农村的变化，回到党校时已近深夜。
1938 年 1 月中央党校组织学员参与延安的抗日宣传活动。
江青主动报名加入宣传队，负责编排文艺节目。
她利用自己曾从事演艺工作的经验，改编了传统戏曲《打渔杀家》，将剧情改为渔民反抗日军和汉奸压迫的故事。
在改编过程中她多次征求宣传队其他成员的意见，对唱词和动作进行修改，使其更贴近群众、更符合抗日宣传的主题。
节目排练期间江青每天带领队员在党校的空地上练习，从唱腔到身段都逐一指导。
队员中有不少人没有戏曲基础，她就手把手教，耐心纠正他们的动作。
一次队员小李对一个唱腔掌握不好，情绪低落，江青鼓励她说：“不要急，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比你还差，多练几次肯定能学会。”
她陪着小李反复练习，直到小李掌握为止。
经过半个月的排练，《打渔杀家》在延安大礼堂演出，台下坐满了干部、战士和群众。
演出过程中观众们不时鼓掌叫好，演出结束后很多群众表示深受鼓舞，要积极参与抗日。
这次宣传活动结束后，江青受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表扬。
3 月她在党校的学习即将结束，党组织开始考虑她的分配工作。
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找她谈话，问她对未来工作的想法。
江青说：“我服从组织安排，只要能为抗日做贡献，干什么都行。如果可能，我希望能继续从事妇女工作或宣传工作，这些工作我接触过，也有一定的经验。”
陈云点点头，“组织会综合考虑你的情况，尽快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
4 月初中央党校的学习结束，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主要负责妇女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到岗第一天妇委书记蔡畅对她说：“当前妇女工作的重点是动员广大妇女参与抗日，既要组织她们参加生产，支援前线，也要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
江青表示会尽快熟悉工作，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上班后的第一周，江青就跟随蔡畅前往延安周边的村庄调研妇女工作开展情况。
在延安市柳林镇，她发现当地妇女虽然有抗日热情，但缺乏组织力量分散。
她向蔡畅提议，在各村建立妇女抗日救国会，将妇女组织起来。
蔡畅同意后江青牵头制定了妇女抗日救国会的组织章程，明确了救国会的职责的任务，包括组织妇女生产、开展扫盲、动员参军等。
随后她带领妇委的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协助建立妇女抗日救国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柳林镇8 个村都成立了救国会，发展会员 300 多人。
5 月日军对延安周边地区进行轰炸，妇委组织妇女开展防空和物资转运工作。
江青负责协调柳林镇的妇女救国会，组织妇女搭建防空洞、运送粮食和药品。
她每天穿梭在各个村庄，检查防空洞的建设情况，调度物资转运，经常忙到深夜才休息。
在她的协调下柳林镇的妇女们有序开展工作，顺利完成了物资转运和群众疏散任务，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这段时间江青依然会在周末去看望毛泽东，不过更多的是交流工作中的体会。
一次她向毛泽东汇报了妇女救国会的工作情况，“现在妇女们的积极性很高，很多人主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这说明只要把她们组织起来，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妇女是半边天，做好妇女工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